編者按：今天是巴金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日。在這個物質狂歡的時代，讓我們回到一種節制的安靜中，或許能聽到巴金先生在對我們說什么。記住巴金，就是記住一個時代。
一
一個偉大、杰出的作家，既是時代的產兒，也是他所屬時代的代表。
巴金走過漫長的百年歷程，他說自己是“五四運動”的產兒。一九四年出生的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中獲得思想、精神與文學的滋養、力量，走過風雨，在起伏跌宕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其生命一直走到二五年，最終與他經歷的時代永遠告別。
歲月滄桑，跨越百年。
巴金所經歷這一個百年，堪稱中國歷史上變化最為迅疾的百年。百年之間，晚清、民國、共和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新世紀……朝代更迭，制度替換，思潮涌動，風云變幻。多少風云人物在百年歷史舞臺上走過。有的如電閃雷鳴，來去匆匆，人們還來不及看清他的容顏，他就消失在無邊的夜色里，沒留下多少痕跡；有的如大江大河，洶涌奔瀉，波撼千里，人們仿佛永遠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動，聽見不息的回響；有的如潺潺溪水，沒有引吭高歌，也非恢弘壯觀，但它執著，它堅韌，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個人姿態走在他的時代。
我很難用一個單一的比喻來概括他。有時他如電，如雷，有時如激流，有時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階段，他表現出不同的感情形態、生活形態。他就是這樣以獨特的生命方式走過一生。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復雜、矛盾的性格，都已成為巨大的存在，為我們解讀百年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范例。
“把心交給讀者。”
“講真話。”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里。”
這是巴金的心愿。他的一生，也是竭盡全力這樣在做。
如今，迎來巴金一百一十周年誕辰，人們追思他，紀念他，不僅僅因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從《家》《春》《秋》到《隨想錄》，曾以作品的力量深深影響過他的讀者和他的時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為我們自身，在這個時代，更需要珍愛和傳承他留下來的精神遺產和文學遺產。
歷史，永遠是一種延續。
回顧、思考與傳承，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紀念。
二
近年來，人們常常以不同方式回憶八十年代，談論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不只是一個時間的起始，我把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接下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平反冤假錯案，看作八十年代的先聲，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階段。
恢復高考是教育的理性回歸，是告別混亂年代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但是，如果將之放入更為廣闊的歷史范圍，即可看出，它的最具時代轉折的意義，應該是社會終于回到了“公平競爭”的底線。當年參加高考并有幸錄入的不少年輕人，曾多年背負著父輩的“原罪”包袱，其中，通常所說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即家庭出身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青少年），比例較大。帷幕既然拉開，政治舞臺上的主角便一一亮相了。接下來兩年時間里，四百四十多萬地主、富農摘掉帽子，幾十萬名右派分子和一個又一個“反革命集團”相繼獲得平反……從此，他們的子女，可以在更大范圍內享有與同輩人一樣的平等身份和權利。
改變歷史的第一步，已經邁開。這無疑是關系到千萬個家庭的一次大變動。多少人的命運為之改變，多少個家庭為之團圓。如今，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詞語之一是“弱勢群體”，三十年前，不同領域、不同階層的那些步履蹣跚的歸來者，正是那個時代的“政治賤民”，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這個群體，期盼與其他群體一樣輕松呼吸，期盼自己也能夠挺起胸膛，走在大街上，周圍不再有人投來鄙視甚或仇視的目光，他們的后代也不再背負父輩沉重的政治包袱，可以與別的孩子們一樣，伸出臂膀，擁抱陽光，唱一曲自己的歌。
一個國家，不再有階層劃分的整體歧視，才能有凝聚力，才能有活力。
歷史的大變動。三十幾年已然過去，我們只有充分地了解和認識當年的這種具體情形，才會對巴金與一個時代的關系，有較為貼切的理解，也才能對他的《隨想錄》，以及當年所做的一切的意義，有充分的認識。
三
回想當年情景，晚年巴金無疑是八十年代文學界的一面旗幟。自一九七八年年底開始，他埋頭于寫作《隨想錄》，不少文章的發表，總是敏感地呼應著現實問題，在呼應現實的同時，歷史的反思增加著思想和精神的分量。
巴金開始寫作《隨想錄》時，也是大批知識分子和作家集體歸來之際。在這樣的歷史時期，歷史反思，無疑成為他寫作時始終縈繞于心的主題。獨立思考—把心交給讀者—講真話，它們成了《隨想錄》不斷出現的自白。清醒的自我懺悔意識，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諸多至今看來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題。
巴金率先倡導自我懺悔和反思。一九七八年，中國社會尚處在撥亂反正階段，以控訴為基調的“傷痕文學”以及“暴露文學”在文壇盛行，但巴金超越個人苦難的訴說，提出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他更多地從道德的角度進行自我解剖。進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圍從“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這一觀點，他表現出來的懺悔意識，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近年來，重新出現的紅衛兵懺悔的現象，實際上，就是與巴金當年的銜接。
巴金率先站在整個人類的角度看待中國的“文革”。一九八年四月，巴金到日本訪問，出席世界筆會大會。在大會所做的演講《文學生活五十年》里，他這樣明確地指出：“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后也會在別處發生。”在這里，巴金又一次表現出強烈的世界意識。
與此同時，巴金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
懺悔意識、站在全人類的范疇認識“文革”、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在我看來，這是《隨想錄》在當代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三個貢獻。
決定寫《隨想錄》，也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復蘇。他對“文革”、反右運動的反思，他對現實的思考，他對自己的解剖，確切地說，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飛躍。《隨想錄》中，那個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靈魂的剖析，而這把手術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懺悔，他所發出的呼吁，大多數與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責有關。他之所以反復鞭撻自己的靈魂，我想就是因為當他重新審視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時，看到那些舉動，同他當年為自己確立的道德人格的標準，有著明顯的差距。正義、互助、自我犧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譯克魯泡特金《倫理學》時所信奉的做人原則，一些年里，卻在自己身上消滅，在那些政治運動中，他并沒有做到用它們來約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為了保全自己而被動去寫檢討，去講假話，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這便是《隨想錄》中巴金的痛苦。這便是為什么他如此嚴厲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樣反復地強調講真話的原因。沒有這種思想歷程的人，對道德人格沒有如此強調的人，縱然有過他同樣的經歷，或者比他更應懺悔，也不會寫出他這樣的作品來。正是在這些反思中，在這些真誠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個整體。
道德過去曾一度被視為虛偽的東西批判過，也有人認為《隨想錄》只是停留在對“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層面而懷疑其深刻性。然而，我們需要認識到，巴金是在真誠地擁抱著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強調的“說真話”，對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準則。當我們稍稍回顧一下反胡風、反右、“文革”時的歷史，就不難看出，道德往往是決定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做出各種表現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體驗，以他的整個人格，向人們昭示著：注重道德的冶煉，真誠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責，與創作出優秀作品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此，他認為，作家以及每一個人，首先得做一個真誠的人。
在今天這個時代，真誠依然重要，“說真話”依然是一個重要的現實話題。
四
回望八十年代，巴金不只是以《隨想錄》影響著中國，他還如同三十、四十年代一樣，借《收獲》的平臺，靠自己在文壇德高望重的身份，培養和推出一個又一個后輩作家，讓新時期文學的天空，更加寬闊而耀眼。
人們談到巴金，時常只局限于他的文學創作，其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巴金還是一個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一生的編輯出版活動，從一九三五年開始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到一九五七年與靳以一起創辦《收獲》雜志，并長期擔任主編，直到二五年去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學叢刊”，十幾年間，出版一百多種作品，曹禺、蕭乾、魯彥、劉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羅淑、嚴文井、荒煤、汪曾祺、黃裳、黃宗江……一批作家的處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經由巴金之手而問世。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以巴金為中心的文化圈。這是一個寬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團體，沒有明確的、一致的文學主張，但巴金以絕不唯利是圖的嚴肅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斷力和認真的編輯態度、以真誠、熱情的友誼，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圍。
“文革”剛剛結束，寫作《隨想錄》的巴金，同時親自確定《收獲》雜志的重點作品的發表。此時，他又一次走在時代的前列。從維熙、諶容、張潔、馮驥才、沙葉新、張一弓、水運憲、張辛欣等不少在新時期走上文壇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勵和保護。特別是，每當有年輕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評時，巴金總是公開站出來發表文章，聲援他們，為他們辯護。
從維熙談到處女作《大墻下的紅玉蘭》的發表，一直對巴金充滿感激之情：
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兩個凡是”正在與“實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反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頭題的位置發表出來。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說，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獲》，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墻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于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未知數X?。ā栋徒痼鹧园槲倚?mdash;賀巴金九九重陽》）
這些年，從我熟悉的蕭乾、嚴文井、荒煤、卞之琳、諶容、從維熙、馮驥才、沙葉新、張辛欣等幾代作家那里，我常常聽到他們發自內心的對巴金的敬重與感激。
在八十年代文壇，對于受惠于巴金的那些作家們來說，巴金無疑是一棵為他們擋住風沙的大樹。
五
早在三十幾歲時，年輕的巴金曾這樣表述所感受的生命運動：
“我常將生比之于水流。這股水流從生命的源頭流下來，永遠在動蕩，在創造它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以達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沒有東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還射出種種的水花，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愛和恨，歡樂和痛苦，這些都跟著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們每個人從小到老，到死，都朝著一個方向走，這是生之目標。不管我們會不會走到，或者我們在中途走入了迷徑，看錯了方向。生之目標就是豐富的、橫溢的生命。”
九年前，一百零一歲的巴金離開了我們。遵照遺愿，家人將他的骨灰與妻子蕭珊的骨灰，一起撒入東海。
從此，一個人的生命，如激流一般匯入大海。從此，一個矛盾、痛苦，同時又是豐富、偉大的生命，走進了歷史。巴金為我們留下溫暖而美好的記憶；巴金為我們留下了《家》、《春》、《秋》，留下了《寒夜》，留下了《隨想錄》；巴金也為未來提供了說不盡的政治的、文化的話題……
巴金的時代已成過去，他為自己的時代發出的聲音，卻仍在我們的這個時代發出回響。
記住一個人，也就記住了一個時代。
哪怕他已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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