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資本市場的差距

山東化工、機械設備等傳統高耗能行業上市公司數量占比相對偏高，電子、通信等行業上市公司數量相對偏少，山東上市公司行業構成并不合理。

企業A股上市公司的多少，很大程度體現了一個區域資本市場的發展水平。浙江省省長袁家軍曾說過：“以上市論英雄，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浙江省上市公司數量最多的杭州市，經濟總量全省第一；上市公司數量在10家以上的縣（市、區），個個都是經濟強縣。

在這個時代，誰擁有更多更優質的上市公司，誰就擁有了更便捷的融資渠道，誰就更容易發展壯大。從默默無聞到世界巨頭，資本的助力也是關鍵要素。這樣關鍵的時期，山東卻在不知不覺中落后了。作為GDP全國排名第三的經濟大省，山東的A股上市公司數量僅列全國第五，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難以匹配其7萬億的經濟體量。

截至2019年上半年，山東共有201家A股上市公司，不僅與GDP排名前兩位的廣東和江蘇差距較大，甚至遠不如GDP排名第四的浙江。從地域分布上來看，全省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膠東半島和濟南等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其中，煙臺上市公司數量高達38家，占山東上市公司總數的近五分之一。青島上市公司有36家，位居煙臺之后。數量排在前5位的煙臺、青島、濟南、濰坊、淄博共擁有146家上市公司，占山東總量的七成以上，日照、棗莊、菏澤等地區上市公司數量相對偏少，山東上市公司地域分布明顯分化。

受上市公司數量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山東各上市公司總資產也存在巨大的分化。截至2019年6月30日，青島上市公司總資產為11234.63億元，位居16市的首位，占全省的比重為33.35%。濟南上市公司以5914.67億元的總資產位居全省第2位，占比為17.56%。位居第3位的是濰坊上市公司，總資產為4394.28億元。

綜合來看，山東上市公司在數量、融資規模等方面較粵、蘇、浙仍存在明顯差距：數量不及粵蘇浙的一半，市值僅有廣東的兩成，不到江蘇、浙江的一半。廣東，20家上市公司市值突破千億，其中，中國平安的市值高達1.66萬億，比整個山東上市公司的總市值還要多，而山東只有排名第一的萬華化學和海爾智家市值突破千億元。在區域競爭中，現實總是這樣的殘酷，晚一步就可能步步落后，錯一招就會滿盤皆輸。

在過去的幾年里，山東經濟頹勢漸露，增長愈加乏力已是不爭的事實。遙望2010年，山東擁有境內上市公司124家，浙江擁有境內上市公司186家。9年后的今天，山東的境內上市公司數量剛突破200大關，而浙江的境內上市公司總數已突破450家，實現了翻番的目標，總數居全國第二位。浙江市值排名第一的海康威視市值達3278億元，幾乎相當于青島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總和。山東市值超過100億元的上市公司不足50家，而浙江則有107只股票市值超過100億元。

造成這么大的差距，原因在哪里？

民企融資難

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在新舊動能轉換動員大會上說過的一句話總結了山東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源：南方一些省的干部遇到新矛盾新問題“向前看”，用創新的思維尋找解決辦法；山東的一些干部遇到新矛盾新問題習慣于“向后看”，看有沒有成規慣例可循、有沒有現成經驗可用。

企業上市需要融資，而在“向后看”的管理思維指導下，金融創新無法在山東落地，導致了山東金融業的不發達。又受到山東傳統思想的影響，各類投資機構更青睞央企、國企，這使得民營企業融資上市之路變得更加艱難。

“山東的金融風險是全國最嚴重的省份之一，去年山東的不良貸款率是全國最高的。”青島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孫繼國說，“民營企業的債權違約主要是由于企業之間互相擔保，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一家企業經營不善，會產生多米諾效應，導致多家企業破產。”

從管理制度上來說，山東的民營企業大多是家族企業，沒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再加上民營企業的創始人文化水平較低，對現代金融產品了解不夠，融資渠道單一。孫繼國說：“很多企業如今依舊采用傳統的信貸方式，如高利貸、民間借貸等，而很少從金融市場融資，很容易上當受騙。”

企業融資難致使公司上市困難，同時也導致了民營企業小而不強。九陽股份是山東上市民企中的明星公司，但2019年上半年銷售收入只有41.87億元，凈利潤4.06億元，處于較低的水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山東省經濟活力下降，上市公司“數量少、市值少”的局面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這其中，既有現實的影響，也有歷史的原因。

“大象爬坡”式老路難行

一直以來，山東經濟的支柱產業集中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山東的核心產業以石油、化工、橡膠、紡織等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傳統產業為主。”孫繼國說。與山東的產業結構類似，山東上市公司中的國有和集體企業絕大多數是化工、機械、金屬非金屬與采礦、交通建設等行業，是非常典型的轉型遲鈍的重資產企業。

截至今年上半年，山東共有37家化工行業上市公司，占山東上市公司總量的接近五分之一，遠高于其他行業。機械設備行業的上市公司數量共計22家，位居行業第二位。山東化工、機械設備等傳統高耗能行業上市公司數量占比相對偏高，電子、通信等行業上市公司數量相對偏少，山東上市公司行業構成并不合理。

“制造業雖然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但是以傳統工業為主的經濟形態，企業產品附加值低，員工收入也低。”孫繼國說。山東經濟素有“大象經濟”之稱，傳統產業占工業比重約70%，重化工業占傳統產業比重約70%。在高質量發展的新理念下，山東“大象爬坡”式的老路已然難行。

“浙江的上市公司中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占了很大的比重，這些公司多是成長性企業，其中不乏教育、健康等現代服務業與新能源、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效益比較好。” 孫繼國補充，“新興產業代表的是高科技創新與高知識密集的前沿，也是高附加值的行業載體，更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些都可以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與活力。而占山東上市公司比重較高的重資產行業，顯然不能迎合當前的新經濟浪潮，轉型升級這方面，山東落在了浙江后面。”而讓山東引以為豪的“農業大省”也并沒有撐起一個像樣的上市公司。“山東的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比較慢，缺乏農場、農業合作社等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孫繼國說，“像雙匯、旺旺、蒙牛等農業龍頭企業山東是沒有的，山東雖然是一個農業大省，但是山東的農業‘大而不強’，不能形成一個‘拳頭’。”

政府企業協同不足

采訪中，孫繼國提到，政府對企業的上市培育不夠、服務意識不夠，這是山東上市公司數量少、市值小的另一個原因。企業上市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地方政府作為企業的屬地管轄者，在企業上市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企業來說，上市是企業高效、便捷地獲取發展資金，通過并購重組快速擴大規模，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好機會。而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企業上市也是推動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力保證。

在這一點上，浙江就是需要學習的對象。2008年金融危機后，曾經引以為榮的“浙江模式”面臨出口放緩、成本提升、融資困難等諸多問題。浙江的政府和企業沒有悲觀消沉，而是團結一心，直面挑戰。

“上市是企業最好的轉型升級，并購重組是企業最快的轉型升級。”浙江省將上市公司作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牛鼻子”。為了完成從“千家萬戶”到“精兵強將”的蛻變，浙江為民營經濟轉型規劃了一條路徑，啟動了“個轉企、小升規、規改股、股上市”工程。

“上市公司是龍頭企業未來發展的基本方向。”2017年，浙江省發布了雄心勃勃的“鳳凰行動”計劃，把企業上市和并購重組作為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舉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一招。力爭到2020年，全省境內外上市公司達到700家，重點擬上市企業300家。按照計劃，沒有上市公司的區縣市五年內必須實現零的突破，實現“縣縣有上市公司”。

通過浙江的“鳳凰行動”我們不難看出，發展經濟是政府和企業的合奏曲。反觀山東，2015年，山東開始推進規模企業改制工作五年行動計劃，巨額的補貼資金帶來了較快的推進速度，企業掛牌上市卻并沒有質的飛躍。直到2016年，山東省出臺了直投基金的措施，當年在四板掛牌的企業數超過了歷年總和，可是等這項政策結束后，各地企業掛牌的熱情驟然降溫。政府的反復引導和財政補貼，并沒有換來企業擁抱資本市場的熱情，很多企業將改制掛牌看作是賺錢的機會，登陸資本市場后，一旦沒有融資成功，即刻便退出。即使成功上市也是問題頻發，電器企業購買影視公司、鋁材企業涉足電商平臺……很多上市公司盲從潮流、虛增市值，浪費了利用資本市場將企業做大做強的機會。

企業的小富即安、目光短淺，政府的思想落后、被動應付，歸根結底是思想僵化惹的禍。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創新，創新的培育離不開人才。思想觀念的扭轉需要一個過程，而眼下似乎就是最好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