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達
■1910年代的青島小港。
■近代時期的青島沿海。
青島從哪里來，青島是怎樣發展起來的，青島的未來將走向哪里？人們常說，這是一座1891年才有的城市，真的是這樣嗎？今天，我們用歷史事實，重新剖析一下我們這個城市的源頭，探討一下我們這個城市的前世今生，以及那個特別令人期待的未來。
城市因港而生
膠州灣的形成，對于動輒數千萬年計的地質變化而言，真的非常年輕。
如果對于青島歷史進行斷代，第一個標志點可以是膠州灣在3000年前的穩定形成。在此之前，無論是7000年前的即墨區金口的北阡文化，還是膠州市的三里河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或是平度東岳文化和萊西肖家莊的遺跡發現，那都是存在于黃河文化的邊緣，與東夷的海洋漁獵文化交融過程中形成的濱海農（漁）文化。比如我們的先民的氏族名稱——東夷“萊”人，其萊字的古意是“種麥子的人”。但是到3000年前的某一刻，整個青島區域的生存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切傳統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變化。
這種變化，如果用當今的詞匯來講，應被稱為青島歷史上第一次“新舊動能轉換”。因為海水的浸漬，沿海出現了大量鹽堿地，不適合種莊稼；又因為氣候變暖，從北部流淌過來的不穩定的河流，使青島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難以為繼。再加上大珠山和嶗山等山脈的阻隔，更是無法形成良好的種植環境。所以，當地種麥子的萊人，不得不形成兩種選擇：要么向北、向西向東遷移到平原之中，要么選擇另外的生活方式。一部分青島原住民，特別是被兩座大山（嶗山和珠山）阻擋的原住民，并不像中原文化一樣選擇“愚公移山”的方式，而是選擇了改變自己的生存技能的方式，依照自然環境重新定位并尋找自己的生存方式。
第一，他們把鹽堿地變成了鹽場。種不出莊稼，那就曬鹽；第二，土地因為海水浸漬變得僵硬，需要用堅硬之物進行翻動，一般的選擇是開山辟野尋找新的適合的土地。這里的居民卻在研究用什么可以造出堅硬之物。他們通過不斷地尋找和實驗，通過發明冶煉技術，創造出了一種堅硬的勞動工具，被中原的華夏族命名為“銕”。這個字音、意均通“鐵”，就是今天的“鐵”。是的，萊人最先發明了冶鐵之術。萊人的土地上出土的鐵器和青銅器，其冶煉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東方發明的冶鐵技術，被華夏族所采用使中華文明進入了鐵器時代。隨著鐵器的出現，是勞動工具的革命性飛躍。某種意義上講，這就是3000年前的新舊動能轉換。還是那塊土地，莊稼不能種的，就去 “騰籠換鳥”從麥田變成鹽田；土地難以耕種，就“自主研發”加入科技動能，用“銕（鐵）”這種“黑科技”給舊有產能帶來“新生命”。
因為已經把糧食生產居于相對次要地位，而鹽本身不能食用，是屬于可以交易的物品；青島地區又因為被大珠山、大澤山、嶗山等環狀山地阻隔，沒有良好的運輸條件，我們的祖先萊人，不得不去選擇一個全新的方式——建港出海，從海洋中獲得生路。
現在從西海岸到即墨金口的廣泛的灣口、灘涂、碼頭，在3000-2000年前，曾經被起過多個名字，幼海、少海、淮子口、瑯琊等。這其中，以瑯琊最為著名。
也因為瑯琊古港的重要，所以這座港口這座城也就變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公元前485年，發生在瑯琊的齊吳黃海海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海上戰爭。這場海戰，事實上也是中原華夏民族在與東夷民族融合之后，與東南百越民族的一場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決戰。齊國依托瑯琊港口的優勢，以逸待勞，又訓練本地漁民參與防守，一舉將企圖兼并齊國，繼而稱霸中原的吳王夫差趕回了吳越之地。
齊國為了能夠有效防御南方漁獵民族，從瑯琊向西修建了一條防御工事，就是今天的齊長城。有趣的是，這條長城是中國唯一的一條“抵御南方”的長城。今天，在青島的西海岸還有齊長城的遺跡。
雖然齊吳海戰夫差敗退，瑯琊港的聲譽卻啟發了正在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因為這場戰爭，齊、吳兩國國力大減，越王勾踐趁亂偷襲，以遷都北上尋找更繁華之地為目標，破釜沉舟，帶著部隊、百姓北上瑯琊。這場以“遷都”為目的的軍事行動發生在公元前472年，所走的路線大部分是海路。在北上遷都之時，“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定都瑯琊，這也是青島歷史上唯一一次成為地方政權的首都。越王勾踐帶來了大量越國人口，與本地齊國瑯琊人形成了深度融合，使江浙地區文化與齊魯文化進行了一次深度民族融合。
越王勾踐在定都瑯琊后，曾告誡其子太子興說：“從窮越之地發展到跨江涉淮的這份霸業，一定要慎之又慎得守住。”自越王勾踐至越王于親，經歷八主，皆稱霸，歷二百二十四年。但后因大時代所迫，退回江浙，也帶回江浙大量齊魯文化基因。事實上，青島的這個瑯琊港，在中華民族的民族大融合中，是以“中國最初的航海中心”的形式屹立于西太平洋。
而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也“錦上添花”地三次東巡瑯琊，并“徙黔首三萬戶于瑯琊臺下”。“黔首”是指除了奴隸、刑徒之外的自由民。秦始皇通過中央集權的力量，解決了瑯琊港口在經濟發展中的制約因素——勞動力資源不足的問題，這又為瑯琊港的發展注入了強心劑。經過這次大規模的移民，使瑯琊港一舉成為當時這個本只是“齊東境上邑”的港口，一躍變成當時的經濟發達、文化交融的沿海大都會。當時有一個數據，戰國時期天下最大的都城是“摩肩接踵”、“揮汗如雨”的齊國臨淄，有七萬戶，而秦始皇直接移民三萬戶“自由民”至瑯琊，并免除這些自由民十二年的徭役。這對于徭役負擔極重的秦朝，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移民政策。當時一戶一般不少于五人，也就是說至少有十五萬移民進入瑯琊。再加上本地居民，人數應不少于二十萬人。這些“自由民”用三個月的時間，修筑起了瑯琊臺。
青島這座城市，在醞釀萌芽階段，用四個字形容，可謂“因港而生”。
城市更是因港而興
在公元70年時，發生了一場青島地區有記載的歷史上最大的地震。這場地震造成了青島大量人口損失，一度成為不毛之地。在這地震之后，青島這塊區域，從最初的繁華，變成了一塊對華夏正史而言并不引人關注的地方。比如嶗山，在此時之后的很長時間里，被稱為“牢山”。
其實，最早有關從青島遠航的記錄，在那場地震前數百年就有。最著名的是秦始皇相中的徐福東渡求仙藥的歷史事件。之所以稱之為“事件”而不是“傳說”，是因為徐福確有其人，而且從近幾年的考古資料以及中日兩國的歷史文化學者的反復印證過程中，我們基本可以判斷出，徐福，應該是從青島出發的最早的找到東北亞近海航路的“航海家”之一。
這條航路大致應該是這樣的：從瑯琊港起航，經過靈山灣和膠州灣，再沿海岸線向東北航行至山東半島東端，然后繼續向西，沿山東半島北岸到芝罘（煙臺）。此后的航線大致上從山東半島北岸到蓬萊，再從蓬萊經廟島群島航行到達遼東半島南端的老鐵山。然后沿海岸線抵達鴨綠江口，再沿著朝鮮半島西海岸南下，過朝鮮海峽西水道（釜山海峽），至對馬島、北九州海岸，再進入瀨戶內海，然后沿大阪海灣南行進入紀伊水道，最后到達熊野灘。
在今天，日本新宮市臨海處有“秦徐福之墓”，而富士山又名“蓬萊”，以及遍布日本的徐福會，正是對徐福東渡日本的佐證。而對于青島而言，印證了一個重要事件：至少在秦朝之前，我們青島的先民已經形成了一條從中國途經朝鮮、韓國到日本的國際航線。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青島“郵輪經濟”和“遠洋經濟”的最初形態……
有了這樣一個可以開眼看世界的港口，不僅興旺了本地，也興旺了周邊國家。從秦末漢初開始，持續了數百年時間，從今天的青島港到朝鮮地區，一直擁有一條“沿岸水行”的路線，這條航線，從某種意義上講，成為一條技術、文化對外輸出的生命線。尤其是漢朝內部發生戰亂時，法律簡易、民風淳樸、人民天性柔順的樂浪郡（今朝鮮），就會涌入大量來自中原的移民。這些移民以山東人居多，其中有位叫王仲的謀士，為了避禍，從不其海口出發，“沿岸水行”抵達樂浪，后發展成了朝鮮古代非常著名的“樂浪王氏”大家族。而正史中第一次記載青島至外國的國際航線，正是《漢書》中對不其王氏避禍樂浪方式的記錄。記錄的時間為公元前180年。換句話說，二千多年前，我們青島就已經開辟了“國際航線”。
漢以前，青島的港城主要地點是在今天的西海岸的瑯琊港。漢武帝時，在膠州灣兩側，形成了三港并立的局面，不其、東萊兩個新港城出現。一個膠州灣，出現三個港口，在那個時代，只有希臘的雅典、克里特、斯巴達區域才有接近的規模。漢武帝三次巡幸瑯琊、不其，其中兩次乘船而來。當時的場景被描述為“舳艫千里”，就是船首尾相接，好像綿延千里看不到盡頭一般。
青島之所以在那時就能成為國家級軍港，其中重要原因來自于領先時代的造船業基礎。在當時領先世界的船尾舵、船橫隔倉、舟船釘接技術，已經在青島的“潮灣”、“老灣子”等秦漢時期的造船廠遺跡中被發現。利用桅桿的轉動來調整船帆的用風面，使船可以在各種橫風與斜風中穿行的能力，使青島在那個時代已經成為了造船業的中心。
由于海上交通和航海技術的日趨完善，再加上掌管春夏秋冬、二十四節氣的四時主祠位于瑯琊，必然形成本地認知的“化學反應”。公元前104年，太史令司馬遷等上奏漢武帝“顓頊歷，歷紀壞廢，益改正朔”。因為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雖然“書同文，車同軌”了，但是歷法并沒有統一。夏朝以陰歷正月為歲首，商朝以陰歷十二月為歲首，周朝以陰歷十一月為歲首，而春秋戰國后，每年元旦是哪天，一個國家一個說法。比如秦朝和漢朝初年，以顓頊歷為基礎，就是以陰歷十月初一為新年的開始。到了漢武帝時，各種歷法已經毫無準確可言。青島人徐萬且，得漢武帝之令，與他的同仁一起，研發出了高精度天文儀器，并研究歷朝歷法的得失，第一次高精度測算出一回歸年應該是365.2502天，并第一次把二十四節氣納入到了新歷法之中，第一次規定陰歷正月初一為新年的第一天，第一次規定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此歷法被定名為“太初歷”，是第一次較為科學、可以指導農業生產的日歷。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各朝，青島的港口經濟僅僅聚焦于東北亞地區。而在青島發生的一個歷史的偶然事件，促成了青島作為更廣大海上交通的重要節點地位的實現。
距今1607年前，東晉義熙八年（公元412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西行取經的高僧法顯到印度取經，陸路經過蔥嶺前去，在印度，得到了當時印度君主的熱情接待。14年后，攜帶經卷海路返航。因為遇到風浪，本來計劃在廣州登陸的法顯，順著海流一路北飄，直接漂到了當時名為長廣郡的青島才登陸。
時任長廣郡太守的李嶷，請法顯到不其城講經說法。青島成了法顯取經后的第一個傳授地。法顯是一個有心人，在他的十四年游歷中，用心記錄了整個過程，完成了一本流傳至今的著作《佛國記》，是中國最早的西行取經的傳記作品。而這本作品的最后一個章節，是講述他如何從多摩黎國（今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帶）乘船回國的，從多摩黎國到獅子國（今斯里蘭卡），遭遇風浪90天，又到達椰婆提國（今印度尼西亞）……又遭遇風浪……漂流到栲栳島（今青島嶗山附近）。本來，這個記錄只是法顯為了彰顯求得真經的不易，但卻成了中國歷史上跨時代意義的第一條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份航海日志和航海圖志。在此后的近千年時間，中國的國際遠航者，就是根據這份最初的航海圖志原本，順流而去，拉開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序幕。青島，也成為了第一條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跟隨“法顯海圖”踐行海上絲綢之路的后人，在唐宋年間，達到了高潮。中國的沿海先民，開拓了兩條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航道，一條是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從膠東半島東行連接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另一條是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從江浙閩廣下南海，經印度洋、阿拉伯海至西亞和非洲。當時的青島，已成為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起航點和目的地。
1396年前，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唐太祖李淵注意到今天青島的位置已經成為朝鮮、日本等國家遣唐使和海上國際貿易的重要集散中心的事實，決定在密州的膠州灣北岸設立板橋鎮。當時的板橋鎮，國際交流已經呈現井噴之勢。板橋鎮口岸經常停泊來自新羅和大唐的官方使船，并且在膠州灣兩側出現了名為“新羅村”“新羅坊”的朝鮮人集聚區 。并且港口經濟已經發展出了港口群的高度集聚，順著膠州灣，形成了以板橋鎮為主口岸，大珠山、嶗山、田橫島等多個衛星口岸。在這里出現了使臣、僧人、客商、留學生絡繹不絕的場面。當時居住在青島的新羅人有數千人之多。大概當時的青島老百姓在問路的時候，首先得先問：“君會說大唐話否？”位于朝鮮半島西側的百濟國，也派了大量使臣、商賈、留學生往來于兩國。所不同的是，他們在歷史中成了第二代“徐福式”的傳播者，把學來的大唐風尚，再從百濟出發，傳入日本，扮演了日本文化開創者的角色。
唐代在青島的海船造船業，在技術方面更加先進。繼承漢代發明的舟船釘接技術，又融合了傳統榫卯技術，極大地提高了海船的抗風浪能力。在那個時代，乘坐帆船遠航日本去游歷，已經成了國際旅行的重要項目之一。其實現代國際郵輪上有的大部分功能在唐朝都有了部分展現：《唐語林》卷八記載，“凡大船必為富商所有，奏樂聲，役奴婢，以據舵樓之下……船發海路必養白鴿為信。”可以看出，當年的“國際郵輪”，一定已經有了演出表演場所，還有優質的服務隊伍，甚至還考慮了海上通信技術，用白鴿報平安信，雖然慢了點，但足以看出唐朝的青島母港，其航海已經做到了產業分工明確、服務質量過硬、客戶體驗優良的高質量。
這條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也非常繁華。大量紡織品行銷日韓，來自青州的仙紋綾、密州和登州的貲布、兗州的鏡花綾、曹州的絹綿和齊州的絲絹等，行銷日本、渤海國、新羅等東北亞國家，獲利豐厚，而進口的大多是如藥材、海豹皮等基礎原材料。這像極了今天的貿易場景，只是當時我們所出口的產品往往是高端消費品。可能當時在日本奈良街頭，哪個日本姑娘穿上青州的仙紋綾，就像我們今天美女們穿上日韓歐美的大牌服裝一樣的“拉風”吧。對了，青島港口還轉運了來自南方絲綢之路的服務于阿拉伯、印度的商品。比如近些年在青島出土的唐朝的外銷瓷器，其圖案是為波斯人定制的。原來，這種“來料加工”“來圖加工”的代工業務，在千年前就已經有了。
如果說唐朝的板橋鎮是中國北方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到了宋朝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板橋鎮一躍成為了中國北方最大的貿易港口，成為東方絲綢之路唯一的大港口。
宋朝慶歷朝以后，由于宋與金對峙，朝廷嚴禁登州、萊州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海上貿易往來，今天青島的位置被凸顯出來。在航海、造船技術發達的前提下，除了傳統航線外，還開辟出了由板橋鎮出發，出膠州灣，東渡黃海，直航朝鮮半島西海岸的直航航線。由于這條航線航程短，若順風，一夜可達朝鮮，這又進一步加速了商業的聚集。特別是在1088年批準設立繼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和杭州之外的第五個具有今天海關功能的市舶司后，更是突飛猛進發展，成了宋朝北方邊界上唯一一個海上貿易中心。
從1088年設立板橋鎮設立市舶司到1217年金朝禁止了板橋鎮的貿易功能之間的129年，是青島城市格局形成的時代。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在這個時間，青島，可謂“因港而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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