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以德：儒家德性政治理論的核心表達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上述列舉的十個核心詞匯中，尤以“為政以德”最具統領性與涵攝性，堪稱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精粹，亦是儒家德性政治理論的核心表達。

“為政以德”出自《論語》，《為政》篇開宗明義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古往今來，學界對這句話主要有兩種解釋脈絡。第一種解釋脈絡強調“德”蘊含著一種政治規律。漢代包咸、鄭玄均將“德”字解作“無為”，皇侃指出“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這里的“無為”，指的是以“德”為引領便能自然建立秩序，如同北極星巋立于中央，眾星井然有序繞其而動。朱熹指出：“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這與道家法自然、反人為的“無為”觀念頗為接近。但儒家“無為”思想蘊含鮮明的內在邏輯：由于“德”是為政的根本，恪守根本則能教化民眾，統治者正己敬德便可自然抵達“無為”之境。此種“無為”不代表為政者不作為，而是指應當提升自身德性以教化民眾。第二種解釋脈絡強調要通過“君德”以上率下。錢穆認為：“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其所得，若其所固有，故謂之德勝。為政者當以己之德性為本，所謂以人治人。”有德之人當政，才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有德者自身也“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徐復觀認為“為政以德，即是人君以自己內外如一的規范性的行為來從事于政治”，“德”作為“內外如一的規范性的行為”，要求為政者首重“修己”方能“安人”。

以上兩種解釋脈絡，皆為“政治統一之說”，也都揭示了孔子對于德性政治理想的追求。揆諸歷史，“為政以德”雖由孔子提出，但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中華上古時代，堯舜時期即已出現“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思想原型。殷周易代，上古“天命”觀發生了重大“革命”。“德”的觀念伴隨新制度建立而發生了轉變：周之所以被上天選中取代了殷商，是因周的統治者有順天應人、敬天保民之“德”，即《尚書》所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國維認為，殷周之變意味著“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構成至為深刻的“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周公制禮作樂的宗旨在于“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代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以德配天”，乃至通過“明德慎罰”“天子建德”“興滅繼絕”“制禮作樂”等舉措，進一步將德性治理的范圍由“族內”推展到“天下”，進而實現“納上下四方于道德”，遂成為周人維護其執政正當性的理據。

東周之季，禮壞樂崩，目睹天下四分五裂的孔子，希冀構建上下有序、各處其位的秩序。但此種秩序并非全然復古，而是汲古開新。“為政以德”言簡意賅地勾勒出孔子的政治理想：有德者，居其位，天下歸仁。孔子實際上從制度精神中打破了“德”的宗族壟斷性，促成了“君子”與“小人”的去血緣化，使“德”逐漸擺脫了對“位”的依賴，使后世“以德配位”“以德致位”乃至“以德抗位”的政治實踐落地。何謂“有德”？“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在“為政以德”的實踐路徑上，孔子進一步從“仁”“禮”兩方面設定了標準：自我修養方面，要做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社會教化方面，應踐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在“仁者愛人”的基礎上做到“約之以禮”，是孔子給為政者指明的善治方向。此后，從孟子的“仁心義路”“禮門義路”，到荀子的“以德兼人者王”，均彰顯出以“敦風化俗”實現“天下文明”的德性政治傳統。執政者先慎乎德、修己以敬、施行仁政，自可產生北辰一般的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方能“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可見，“為政以德”集中揭示了儒家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天地之大德曰生，執政者要法天則地，用仁愛民本的“生生之德”，來以德配位、以德致位；“盛德”是“大業”的基礎，執政者要以憂患意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斷進行內（圣）外（王）雙重意義（自我+社會）的“革命”，并以高度的歷史感念茲在茲，不忘初心，才能獲取永葆“天命”、牢記履行“使命”；德性政治的內在本質是“仁義”和“信托”，而非“霸權”和“契約”，外在體現是“禮樂”為主、“政刑”為輔、“天下”為懷，此種政治是“把人當人看”的政治，是驅除神權政治、武力政治和財閥政治的政治；最后，德性政治并不排斥制度和法治，而是在此前提下高度關注政治擔當者的賢能素養。

漢承秦制，但也在制度精神層面吸納了周政蘊含德性的原理。超穩定的大一統國家結構，既是一種“統一的治理體系”更是一種“統一的道德秩序”。法家與儒家在這兩大體系方面各擅勝場，“禮樂刑政”實應兼而采之，“法家創造了中央集權郡縣制和基層官僚系統，儒家則創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于中華古典政治傳統而言，恰是漢宣帝所言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雜之”。遺憾的是，帝制時代的當權者，往往會有意識地回避自身應擔負的道德責任，將“為政以德”改造為維護自身利益的“雙標”思想枷鎖，使得“德治”淪為維護宗法帝制與家產官僚制統治的等級化“人治”。歷史上，儒家德性政治傳統跌宕起伏，不絕如縷；但是，德性政治的禮樂仁義精神作為一種超越現實政治的精神實質和強韌文化基因而得以不斷再生產，注入每個時代有識之士內心深處，成為一種難以摧毀的力量，構成了中華文明血脈傳續的根本。近代以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志在救亡圖存的中國人放眼世界，在風雨激蕩中最終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德性政治傳統以內核的儒家政治理論迎來剝復之機，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關鍵性的精神資源，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在中華德性政治傳統滋養下愈加彰顯其強大生命力。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下“志道據德”“以德行道”，成功地將中國社會“組織起來”，以強大的領導力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和到強起來的跨越。

在當代中國，“為政以德”的重要體現有如下犖犖大者：一是“偉大的自我革命”。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只有時刻牢記“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才能使自己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和“堅強領導核心”。所謂“打鐵必須自身硬”，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端賴于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二是“偉大的社會革命”。“為政以德”是星體之喻、引力之喻，滿天繁星是“多”，巍巍北辰則是“一”，中國智慧在充分尊重多樣性的基礎上強調和而不同、合而為一，有利于科學闡發“一多關系”和有效構建“共同體理論”。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樹牢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接受人民批評和監督，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增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形成同心共圓中國夢的強大合力。這也正是“為政以德”在新時代我們黨治國理政偉大實踐中的集中生動體現。

總之，“為政以德”作為中國政治“活著的傳統”，構成了中國本位政治理論構建的樞軸環節，構成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標識理念，理應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重要契合點和融通點。

作者：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孔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