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人口條件。那么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到底有多么重要，未來中國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有多大貢獻，在勞動年齡人口緩慢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進一步釋放經濟增長潛力，這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首先，我們從生產與消費視角來分析。從生產角度來看，勞動力人口減少會提高勞動力成本，減少投資回報率，降低企業投資意愿。同時勞動力人口直接減少勞動力要素投入，降低經濟潛在增長率。從消費角度看，勞動年齡人口是購房購車的主力人群，勞動力人口減少會減少住房汽車等上下游產業鏈消費。
其次，我們從儲蓄和投資視角來分析。國內總儲蓄率與勞動力占比高度相關，伴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在2010年達到峰值后出現趨勢性下降，國內儲蓄率和投資率也呈趨勢性下行。
人口對經濟增長影響還體現在技術進步方面。斯坦福大學教授查爾斯·瓊斯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如果想法驅動經濟增長，而人又是想法的來源，那么，長期人口趨勢對人類命運至關重要。人口減少，產生的想法就會減少，這樣的循環可能會導致一個空蕩蕩的地球，生活水平隨人口減少而停滯不前。
在傳統經濟學理論當中，產出是技術進步、勞動力和資本的函數。在這些要素當中，勞動力處于最基礎的位置。勞動力人口減少，不僅會直接影響勞動力供給與消費需求，還會深刻影響資本投資率和技術進步。
那么我們的出路在哪里？
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曾經指出，經濟運行中存在一個長波周期。每隔四十年到五十年，我們的經濟會出現一次大的經濟危機，隨后也會產生一輪新的經濟復蘇和經濟繁榮。驅動新一輪經濟復蘇或新一輪經濟周期的，是一系列顛覆性技術，或者叫破壞性創新。
2010年以來，全球經濟正處在新一輪的長波周期中，背后驅動因素是出現了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一系列破壞性創新如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當然，我們注意到，即便出現一些顛覆性技術，那也是不夠的。傳統上，科學技術進步的速度會隨著勞動力人口增長速度的放緩而放緩，也就是說，技術創新還將是萎靡的，還是難以跳出人口增速下降帶來經濟增長的困境。
所以，未來經濟真正的增長動力必來自新生產函數、新生產要素的出現。現在經常提到一個要素就是數據，數據出現在生產函數里，作為新的生產要素引發了新的經濟形態，這個新的經濟形態就是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給人類經濟社會生活帶來的變化
數字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農業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是土地和勞動力。工業經濟的生產要素除土地、勞動力之外，還有資本和技術，而數字經濟增加了一個新的生產要素——數據。
數字經濟以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在基礎設施、產業結構、治理結構方面會表現出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顯著不同的特點。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給我們帶來哪些變化？
數據具有非競爭性和零邊際成本。和傳統的生產要素相比，數據具有可復制、可共享、無限增長和供給的特性，同時使用排他性最小，可以打破傳統生產要素有限性對經濟增長的制約。
數據的非競爭性帶來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最大。傳統的經濟活動邊際成本總有一個限度，不可能趨近于零，規模效應因此受到限制。數據的零邊際成本，使得相關經濟活動的潛力要大得多，資本利潤率和資本投資回報率因此也更高。數據的非競爭性或零邊際成本的另一個效應是低創新成本，吸引了更多的新市場參與者，有利于促進社會流動性的提升。
數據作為數字經濟關鍵生產要素帶來的另外一個變化是通過互聯網、物聯網這些新連接方式改變了人們的聚集方式，拓展了人類社會生存活動空間。數據自古就有，是顛覆性的數字技術使它成為經濟活動中新的關鍵生產要素，給人類社會帶來新的發展空間--數字世界。以前講網絡世界是物理世界的虛擬映象，現在數字世界已變成人類新的日常世界，帶給人們新的思維方式、新的工作方式、新的社會生活，成為新的現實、新的真實。
數字經濟是一個面向數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二維結構新經濟形態。
在農業時代，人們主要聚集在鄉村，工業時代大家除了在鄉村之外更多聚集在城市。在數字時代，人們除了在城市和鄉村聚集之外，開始在數字空間聚集。
人類社會的聚集規模達到一個新高度，數字空間中人與人之間聯系更簡潔、更便利，通過物聯網、互聯網，各式各樣的連接，使得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可以輕易獲得一些聯系。海量互聯互通連接衍生了新的需求，為企業成長開辟了新的空間。
可以說，數字世界拓展了人類社會活動空間，延伸人類需求空間，衍生出新文化、新價值取向、新的消費習慣和新的消費模式。通過新的信息通信技術，數字化手段可以在二維結構中釋放出大量新的消費需求。
數字基礎設施也成為新的基礎設施，創造更豐富的市場條件。在工業經濟時代，經濟活動架構在鐵路、公路和機場為代表的物理基礎設施之上。隨著數據成為新的關鍵生產要素，基礎設施概念變得更加廣泛，包括寬帶、無線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也包括對傳統物理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比如說數字化交通系統，安裝傳感器的自來水管等。
我們已經迎來了數字經濟時代，中國推出的新基建戰略，不是一個簡單的修橋鋪路的建設項目，它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研發型基礎設施三類基礎設施，因此，新基建的意義重大，比如通過網絡和平臺設施，消費者與廠商可以直接通過海量數據作出合理的選擇，供需雙方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得到解決，還可以通過傳統物理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使整個生產過程變得高效，實現降本增效，提高企業的利潤空間。
我們都應該思考如何建立適應于新生產力的數字化生產關系，在新的數字化生產關系里，創造智慧人口紅利，創造新的價值。
數據驅動經濟增長
我們先分析一組數據。2009—2018年，美國的數字經濟平均增速達到5.9%，遠高于同期美國GDP平均2.5%的增速水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數字經濟成為驅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中國2010年以來數字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自2016年開始數字經濟加速發展，在GDP的占比持續攀升，至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9.2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8.6%。數字經濟對我國GDP的增長貢獻也非常顯著，近年來以占GDP不到40%的比重，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60%以上。
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發生變化，變化的背后當然是數據生產要素的出現。更重要的是，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依賴人口紅利，現在這個紅利正在逐漸消退，而數據紅利已經出現，為未來經濟增長帶來無限潛力。
預計2030年中國人均數據流量較2019年增長10倍，物聯網鏈接數較2019年也增長10倍。中國及其他世界主要經濟體正在經歷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生產函數正在形成并不斷完善。
人口紅利消失和人口老齡化導致潛在增長率不斷放緩，這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國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中國正從過去的人口紅利轉向巨大的數據紅利。數字經濟將推動我國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后，實現經濟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作者：
劉曉曙 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來源：
原載于《金融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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