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29日，由新華網主辦，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聯合主辦，新華網思客、人文清華承辦的“2021新華網思客年會”在北京舉行，本次年會聚焦“中國經濟的下一程：新格局 新優勢 新篇章”。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出席并發表主旨演講。劉世錦認為，中國經濟的下一步增長，必須深入挖掘宏觀經濟的結構性潛能，依靠“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大翅膀賦能”的框架方針穩步推進。
以下為演講摘錄：
今天我想就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特別是結構性潛能和數字經濟綠色發展和大家作一個交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分析了當前的經濟形勢，對2022年的經濟工作作出了部署。我想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把目前的經濟形勢再作一些分析。
應該說我們2021年以來，前三季度確切地說是1月到8月總體上保持了經濟恢復的態勢，但是三季度以后一部分指標是明顯回落，GDP在三季度的增速是4.9%。從三大需求的態勢看，四季度的增速有可能是低于4%的，這個應該說低于預期，所以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我覺得對形勢的分析實事求是，沒有回避我們面臨的壓力和挑戰。
中央經濟作會議是這樣來進行描述的，或者是來講我們目前面臨的形勢是：經濟發展面臨著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長規劃、硬措施、軟著陸”
下一步到底怎么辦？
要想解決問題，立足點放在哪里很重要。隨著疫情逐步進入相對穩定的狀態，宏觀政策也會有相應的調整。以前我們常說，宏觀政策不急轉彎，但是這個彎還是要轉，而且要轉好彎。貨幣政策也會逐步回到比較正常的狀態。正常的狀態是什么？就是要相機抉擇，比如最近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降準就是對目前經濟下行的正常反應。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指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準、可持續。此外，宏觀經濟還面臨一些結構性矛盾，以及在雙碳目標落實過程中，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亟待調整。面對上述挑戰，我建議采取長規劃、硬措施、軟著陸的辦法。
第一，長規劃。要給出一個適當長的時間，明確目標和任務，同時也要提前給出一個明確的預期和緩沖糾錯的空間。
第二，硬措施。就是給出的政策措施，特別是市場紀律，不能動搖和退讓，這也是預期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三，追求的目標和結果是軟著陸，也就是以較小代價實現目標，不至于動搖大局。
宏觀政策主要是解決短期穩定和平衡的問題，對它的作用也不能高估。中國目前經濟基數很大，實現新的增長不是件容易的事，下一步中國經濟要實現穩增長，我認為，和短期宏觀政策相比，更應該關注結構性潛能的增長動能。因為中國無論是過去的高速增長還是近些年的中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結構性潛能。
什么是結構性潛能？
結構性潛能是指中國作為后發經濟體在消費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升級和城市化過程中所具有的潛能。簡單說，中國的人均GDP目前是1萬美元左右，發達國家多是3萬美元，美國超過6萬美元，這中間的差距就是我國的結構性潛能。如果說發達經濟體是一個熟透的蘋果，那么中國這只蘋果現在只成熟了一半，需要把尚未成熟的潛能挖掘出來。如果一定要對中國的增長潛能做排序，我認為結構性潛能是第一位，宏觀政策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的。
我們提出了“1+3+2”結構性潛能框架。“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為龍頭，為中國經濟下一步中高速增長打開經濟動能上和物理上的空間。經測算，這個領域所提供的經濟增長潛能在未來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會占到70%-80%。“3”是指實體經濟需要補齊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的短板，我們稱之為新的三大短板。“2”是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兩個新動能，這不僅是中國也是全球性的動能，被歐盟稱為疫后復蘇的兩大支柱。所以，把結構性潛能概括一下，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大翅膀賦能。
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房地產一直是一個支柱性產業。但是房地產的歷史需求峰值大概在幾年前就出現了。舊動能在逐步降低，急需新動能補上去。因此，現在是結構性潛能框架轉換時期。
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有效融合
談及數字經濟，特別要關注數字化實體經濟的概念。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有效融合的標準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生產力。從生產力的標準來講，需要關注數字化實體經濟在一些行業，比如生產和流通領域的迅速發展。這些行業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具有數字技術直接介入實體經濟過程、重資產、就業人數多、供應鏈優化布局等特點，從而顯著提高了生產力，形成了比較強的競爭優勢。
強調發展實體經濟，并非簡單地回到傳統的實體經濟，也并不僅僅是重視發展物質形態的生產。事實上傳統的實體經濟已經大量過剩，再增加供給也未必有市場需求和競爭力。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兩種不同的實體經濟，一種是傳統競爭力已經下降、過剩嚴重的實體經濟；另一種是數字化賦能、生產率大幅度提升的新實體經濟。我們面臨的一個真實的挑戰是，實現轉型，把傳統實體經濟轉化為數字化賦能以后生產力提升的新實體經濟。
關于數字化實體經濟，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要由消費到生產，從流通到制造。近些年數字經濟的發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發、社交媒體的領域，以面向個體為主。或者說，集中于產品生產出來后，如何到達消費者的領域。下一步的重點要逐步轉向產品的生產過程。如果說消費和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是序幕的話，生產領域的數字化才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大戲，也才能實質性提升實體經濟的質量、效率和可持續性。
第二，實體經濟的數字化重心逐步轉向人工智能。打一個不大貼切的比喻，與實體經濟相比較，互聯網相當于通道，5G技術是其中的高鐵，大數據是原材料，云平臺相當于倉儲，而人工智能則是機器設備。其他技術主要是產生、運送、儲存、連接數據，而人工智能則是用數據生產出信息量更大、更有價值的數據。電商、社交媒體平臺等初期主要是數據連接的產物。自然語言處理、圖像識別、智能駕駛、算法推薦的快速發展和應用，顯示了人工智能技術的巨大潛能。人工智能在實體經濟的應用，既可以表現為對生產能力配置的優化，也可以體現在對宏觀經濟、行業和具體產品市場運行的實時感知和預測決策，從而顯著改進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運行的穩定性。
第三，實體經濟數字化要擺正政府、企業和市場的關系。政府應把注意力放到制定規則、維護公平競爭、提供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合理引導預期等方面，對具體技術路線不必過多干預，更多由市場競爭和產業發展進程來解決。監管要跟上數字技術發展的步伐，平衡好與創新的關系。
如何實現雙碳目標？
推進雙碳目標的實現，我認為要加快實現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推動兩個創新。
一是減碳不能“單打一”。應該從中國現階段國情出發，堅持降碳、減污、增綠、增長四位一體協同推進，這是我們和發達國家的重要區別。發達國家以服務業為主，污染問題基本解決，所以主要是碳減排的問題。剛才講到的幾個方面我們都要抓，而且都要硬，不可偏廢。
二是不能運動式減碳。要實現雙碳目標，關鍵是用綠色的技術替代傳統的技術，是要減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產速度和減少生產能力，更不是在不具備綠色技術供給的情況下人為打亂正常供求秩序。過去講破舊立新，是指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但在這次綠色轉型中應該是新的不來，舊的不能去，這也是中央強調的先立后破。所以，這個過程中一定要遵循綠色轉型規律和市場規律，否則很可能是適得其反。
三是減碳的指標要很講究，不能錯位。實物量的指標，特別是實物量的數量指標，某個行業的產量包括能耗這類投入品的數量，如果把它作為或者實際上成為一種宏觀考核和監管的指標，很容易造成資源配置扭曲，這也是過去為什么要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深層原因之一。所以，還是要慎用少用行政性辦法，多用經濟性市場性辦法，比如放開煤炭價格的辦法更有利于企業以內在的動力節能減排。
除此之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么在綠色發展中市場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市場要不要、能不能在綠色發展中也起到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這個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但目前客觀來講還不具備條件。但是我認為過去綠色轉型可能還是配角的時候，也可以用過去的辦法來做。但在雙碳目標確定了以后，中國全面綠色轉型大勢所趨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應該創造條件讓市場起作用，而且是要起決定性的作用。從長遠來看，要特別重視做一些對綠色轉型打基礎、立長遠的工作，比如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中一個基礎性的工作就是要普遍地建立賬戶，碳賬戶、生態賬戶和綠色責任賬戶，以確定產權和責任。建立賬戶首先要做碳核算和生態核算，核算是綠色轉型的基礎，無論是用行政性的辦法還是市場性的辦法，前期都要把賬算清楚。在碳核算和生態核算的基礎上，再建立碳賬戶和生態賬戶，形成包括碳減排、常規污染物治理、生態修復和經濟增長四位一體要素在內的各級政府、企業、個人在內的綠色責任賬戶，這樣才能確定各個主體的減排責任。所以，通過賬戶落實了產權和責任，各人自掃門前雪，這個世界就會很清潔。應該鼓勵各地積極開展這方面的探索創新，通過綠色賬戶把國家的碳中和目標分解落地，使綠色轉型能有一個扎實有效的實質性的進展。
我們現在推動這個數字技術包括綠色發展，地方創新也很重要，應當鼓勵各個地方企業和個人要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多一些自選動作，多一些試錯的空間。通過大量的探索、創新和試錯，探索出適合各個地方、行業、企業的雙碳落實方案，找到一些有效的管用的辦法，形成一些可供推廣的經驗和做法，推進綠色轉型扎實有效取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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