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劉大蔚的母親胡國繼。
身陷囹圄的劉大蔚至今不解：自己2014年網購了24支仿真槍，貨還沒有收到，結局卻是走私武器罪，并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個即將20歲的年輕人在獄中手寫了26頁申訴材料，他的父母也從老家四川省大竹縣搬到福建省寧德市，一邊打工，一邊每月到法院反映情況。
申訴代理律師、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認為，劉大蔚沒有走私武器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涉案槍形物可能不是劉大蔚購買的，案件量刑過重，而作為定罪的關鍵證據，鑒定意見也存在一些問題。
在近年來屢有“‘仿真槍’被鑒定為真槍”報道的背景下，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表示，“這個案件的行為特點，顯而易見，和當時設立走私武器罪的本意是不一致的。”
網購平臺頁面顯示是“游戲BB槍”
2015年4月，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走私武器罪，判處劉大蔚無期徒刑。當年8月，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
按照判決的說法，劉大蔚是2013年8月通過QQ與臺灣賣家“BH”（代稱——記者注）聯系上的。2014年7月初，劉大蔚在“BH”提供的“××武器空間”里選了24支槍形物，并把型號發給“BH”。
7月16日，劉大蔚通過負責代拍的淘寶網店，用支付寶付了30540元。
關于買24支仿真槍的理由，劉大蔚從第一次受訊問起就多次稱：“我喜歡仿真槍，想擺在家里當裝飾，看起來威風。”
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劉大蔚挑選仿真槍的“××武器空間”，其官網是一家至今在大陸可以正常訪問的臺灣網購平臺。網站標題為“生存游戲網路（即“網絡”——記者注）旗艦店”，設有“生存游戲BB槍”專區，劉大蔚選購的仿真槍大部分出自這里。
生存游戲類似大陸的“真人CS”，玩家通常身穿護具、使用BB槍展開“軍事游戲”。官網顯示，網站在臺灣臺北、高雄、臺南共設有9家門市店，多位于地鐵站、火車站、高校、大商場附近。如果在臺灣網購，買家還可以到7-11便利店取貨。
劉大蔚的母親胡國繼告訴記者，兒子從小就愛玩槍，2013年年底前后，劉大蔚從深圳打工回來，在老家四川大竹考駕照，期間購買了“武器”，那時剛成年3個月。
胡國繼稱，她知道兒子想買24支仿真槍，還看過賣槍網站，上面寫著“游戲BB槍”，“我們想，網上既然能公開賣，應該是正規的”。
她當時設想了再壞一些的情況：即使違法，可能也就罰點款、最多關幾天，“哪知道會觸犯刑法、無期徒刑？”
最終，劉大蔚24支槍形物被鑒定為20支系真槍，根據司法解釋，走私非軍用槍支十支以上屬于情節特別嚴重，可判處無期徒刑。
“只是想購買仿真槍用作收藏娛樂，沒有購買真槍的主觀故意。”徐昕告訴記者，網購平臺顯示著“游戲”字樣，20支所謂槍支并未實際送達劉大蔚，劉大蔚從未接觸，對其致傷力一無所知，更無法檢測。
劉大蔚不是第一個遇到“‘仿真槍’變真槍”事情的人。近年來，媒體多次報道一些人持有或銷售他們認為的仿真槍、玩具槍，結果被公安機關鑒定為真槍，涉嫌罪名包括非法買賣槍支罪、走私武器罪等。
記者注意到，認定槍支的標準是公安部2010年確定的“槍口比動能”大于1.8焦耳/平方厘米（“槍口比動能”可衡量槍支致傷力——記者注）。隨著“‘仿真槍’變真槍”新聞的發酵，部分學者開始探討槍支認定標準是否過低，是否會超出一些民眾的生活常識和預見能力。
福建兩審法院均沒有采信“劉大蔚不具走私武器的故意”的辯護意見。其中理由之一是，劉大蔚明知在大陸買賣仿真槍為法律所禁止，并且購買仿真槍的時候使用了虛假身份。
律師稱扣押清單與劉大蔚所買不完全一致
2014年7月22日，福建省石獅海關緝私分局在泉州某物流公司倉庫查獲了一批貨。8月4日，海關人員清理時發現兩臺重量異常的飲水機，一臺在箱體內部藏匿24支槍形物，另一臺藏了11支。
判決書顯示，藏有24支槍的飲水機準備派送至“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收貨電話132××××××××，提貨方式為自提，收件人為“席先生”。判決認定，貨物實際控制人其實是劉大蔚。
“劉大蔚網購登記的收貨人是‘周先生’，不是‘席先生’。登記的地址是‘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城內自提，635100’。”申訴代理律師徐昕認為，被扣槍形物有可能是他人購買。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有關司法鑒定報告中看到，劉大蔚的淘寶賬號為“周蒙1”，淘寶交易記錄顯示，24支仿真槍的收貨人確為“周先生”。然而，在臺灣某物流公司出具的《情況說明》中，收貨人名字為“席先生”，地址少了“城內”二字，手機號是一致的。
“周先生”變為“席先生”，是純屬筆誤，或寄錯了人，還是后來又改了收貨人姓名？記者嘗試致電《情況說明》記載的臺灣寄件人徐女士核實，但接電話者為男性，他稱最近才剛剛使用該手機號。
藏匿貨物、虛假姓名，這些走私手法成為劉大蔚受質疑的理由。但劉大蔚和律師均稱，海關扣押的那批貨，可能不是劉大蔚購買的。
對于這個說法，此前判決認定，鑒定人員從劉大蔚住處依法扣留的個人電腦中檢出劉大蔚與臺灣賣家最終確定的購槍清單，該清單價款與劉大蔚支付貨款數額一致，購槍清單經過劉大蔚本人確認，足以認定走私物品為劉大蔚所購。
徐昕依然認為，24支槍形物的一些細節值得繼續推敲。他發現，判決書記載的淘寶代拍店主證言顯示，“BH”告訴過淘寶店主，整槍會被拆成散件再運到大陸，“而被扣槍形物是完整的仿真槍”。
他發現，劉大蔚第一次口供時即表示，24支槍形物有4支長槍，至少有一支是充電的，其他3支記不清了。在獄中申訴材料中，劉大蔚則稱4支均是充電的。
但經過鑒定，扣押槍形物除了3支為模型，其余都是以壓縮氣體為動力，沒有充電的。
徐昕的助理肖哲告訴記者，據她掌握的海關開箱視頻，第一個視頻的第一幕就是對著已打開的“箱號643”木箱，隨后轉到已取掉塑料泡沫的槍形物，再到已從木箱中取出并已打開的飲水機。
“這說明查扣物在錄視頻前已打開，此視頻無法確定木箱中裝的是飲水機，無法確定飲水機來自該箱，更無法確定槍形物來自該木箱。”徐昕說，這些視頻不能證明涉案槍形物與箱號“643”的木箱有關聯，“查扣物與開箱視頻中的槍形物沒有唯一的對應性”。
劉大蔚在申訴材料中還稱，他對仿真槍藏在飲水機的情況不知情，“商家沒有跟我提過，如果真的是‘BH’所發，她起碼得告訴我是裝在飲水機里面的，否則，我開箱驗貨發現只是飲水機，我會直接拒收的”。
今年2月17日，記者聯系辦案法官，法官稱已經結案，不方便接受采訪。
鑒定書被指部分內容不合規范
泉州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2014年9月出具的《槍支、彈藥鑒定書》顯示，送檢24支槍形物，有20支具有致傷力，認定為槍支；有1支不能確定是否具有致傷力，不能確定是否為槍支；有3支不具有致傷力，認定為仿真槍。
一、二審辯護律師、北京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周玉忠告訴記者，對于這份鑒定意見，他從偵查階段就提出異議，申請重新鑒定，但最終沒有得到準許。該鑒定成為法院判決的重要依據。
周玉忠和徐昕均認為，泉州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及鑒定人員沒有提供資質證明，福建省司法廳作為法律規定的鑒定人登記備案、公告的部門，官方網站查詢系統也沒有顯示該機構及兩位鑒定人員的任何信息。
福建省司法廳法規和司法鑒定處工作人員解釋，公安、檢察院等設立的鑒定機構由公安、檢察院自己管理，“不在我們這管理，所以，在司法廳的網上是查不到的”。
從事鑒定工作30多年的資深業內人士趙凌（化名）證實了這一點。他介紹，我國鑒定機構目前實行兩套系統，一套面向社會，一套面向公安檢察機關內部。這種“自偵自鑒”的格局因難以保持鑒定中立性而受詬病已久，國家曾試圖改革，但10多年來并沒達到預期效果。
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2008年已下發《關于做好司法鑒定機構和司法鑒定人備案登記工作的通知》，要求司法行政機關對經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審查合格的所屬鑒定機構和鑒定人進行備案登記，編制和更新國家鑒定機構、鑒定人的名冊并公告。
在趙凌看來，這份《槍支、彈藥鑒定書》部分內容不合規范。趙凌說，該機構鑒定了24支槍，但只在“分析論證”中籠統地概括“20支送檢‘槍支’所發射的彈丸最大槍口比動能大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既沒有每把“槍”的具體數值，也沒有交代檢驗每把槍如何射擊，“這是不能服人的”。
趙凌還認為，該鑒定的鑒定人、復核人的人員安排也欠妥，“鑒定人的職稱是工程師，復核人卻只是助理工程師，這個是本末倒置的，復核人的職稱通常應該更高。”趙凌說，在他的印象里，很多鑒定都是由實驗室負責人擔任復核人。
今年2月18日，作為復核人的梁姓助理工程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內部工作要求沒有“復核人職稱要高于鑒定人”的規定。梁還稱，他們對每一支“槍”都進行了檢驗，檔案均有具體數值留底。
趙凌表示，司法鑒定意見應由具有本專業高級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的鑒定人復核，這是司法鑒定基本工作制度中的一項內容，由司法部司法鑒定管理局某任局長編寫的《司法鑒定通論》一書也提出這一點。
除此之外，申訴律師徐昕還在自媒體刊文稱，鑒定人、復核人的簽名疑似同一人書寫，嚴重程序違法。對此，梁姓助理工程師回應稱，簽名并非同一人書寫，“可以做鑒定”。
有學者認為案件不合走私武器罪立法本意
一、二審辯護律師周玉忠告訴記者，這是他辯護的類似案件中量刑最重的一件。相較之下，今年1月，他辯護的首起“仿真槍變真槍”案件的當事人、仿真槍商販王國其，歷經六年七審兩次撤訴，最終被廣州市越秀區檢察院認為不構成犯罪，作出不起訴決定。
2009年10月，王國其在街頭販賣的20支仿真槍共18支被鑒定為真槍，越秀區法院曾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如今，入獄4年的王國其正申請67萬元國家賠償。
多家媒體報道此類案件時曾提出，1.8焦耳/平方厘米的槍支認定標準過低。對此，一名刑法學學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如果因為某個案件就想把整個槍支認定標準推翻，這個方法和思路是不現實的，因為全國很多法院判決都引用了這個標準。”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一名副教授撰文認為，在相關規范性文件尚未修改之前，對于槍口比動能介于1.8焦耳/平方厘米與15焦耳/平方厘米之間的案件，應當慎重處理，“如果犯罪嫌疑人有證據證明其主觀上不知道行為對象是槍支，并且這種違法性認識錯誤是無法避免的，就應當阻卻犯罪故意從而不構成相應的槍支犯罪”。
中國青年報記者計算發現，根據2014年9月購物頁面載明的劉大蔚所買槍形物的初速度，以及相關BB彈重量，在數據齊全的槍形物中，最大的槍口比動能約9.95焦耳/平方厘米，最小的是2.8焦耳/平方厘米。
據了解，此前有試驗顯示投射物擊穿皮膚的臨界值約為10～15焦耳/平方厘米。
前述副教授注意到，一些地方司法機關已開始采取審慎立場。例如，一個代姓農民在縣城繁華地段開了一家日用百貨商店，一天，一家玩具批發商來推銷玩具槍，代某花費1600余元購進了50支。后來，民警收繳了24支塑料槍，經鑒定其中3支的槍口比動能超過1.8焦耳/平方厘米，公安機關予以刑事立案。
“但是，檢察機關認為代某的行為不符合非法買賣槍支罪的構成要件，對其作出了不構成犯罪、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公安機關隨后對其進行了行政處罰。”他發現。
徐昕認為，劉大蔚案量刑過重。近年來，與其案情相近的有廣州白領馮某，《南方都市報》報道稱，馮某在香港購買仿真槍入境被抓，因34支仿真槍被鑒定為真槍，深圳中院認定其犯走私武器罪，“按照法律規定本應判決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深圳中院認為按照法條判決過重，罪刑不相適應，遂在法定刑以下判決有期徒刑8年，判決須經過最高院核準方能生效”。
在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看來，當時設立走私武器罪，想象的情境是被告人拿到槍支、彈藥后逃避海關監管、偷越邊境，“這是很可怕的行為，這種情況之下，處罰標準是很嚴的”。
“但是，劉大蔚并沒有做這些，他只是有購買行為，一是他對這個行為不了解，二是他想到這個網上能買到的，肯定是仿真槍。剩下的操作他就只是付款。”阮齊林說，如果說走私行為，那都是賣方在干的，劉大蔚沒有干。
阮齊林認為，此案顯然和當時的立法本意不一樣，走私武器罪“得有多大的技能，得有多大的犯罪規模、犯罪膽量呢。這不是劉大蔚能干的，他就是點個鼠標、打個錢”。
阮齊林表示，《刑法》第63條第二款規定了例外的情況：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本報福建寧德2月22日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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