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光看合肥：“最牛風投城市”的產業投資故事

新華社北京5月26日電(記者劉荒、汪奧娜)  5月26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逆光看合肥：“最牛風投城市”的產業投資故事》的報道。

去年以來，被網友戲封為“賭城”的安徽合肥，以“最牛風投城市”標簽刷爆朋友圈——當地政府憑借緩建地鐵“押寶”京東方、千億資金“投注”長鑫存儲、聯手戰略投資者“接盤”蔚來汽車等一系列“神操作”，不僅賺得盆滿缽滿，還培育出三個國家級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

從民間追捧“霸都”“豪賭”之類的流行語，到官方推崇“芯屏器合”“集終生智”等諧音梗，這個多年不溫不火的中部省會城市，終于迎來宏大敘事的高光時刻，被外界譽為政府培育產業的“合肥模式”。

出手精準的招商“撿漏”神話，何以屢賭屢勝？異軍突起的產業集群，果真無中生有？躋身“萬億俱樂部”城市背后，誰在反彈琵琶？

近期，記者帶著這些疑問走進合肥，梳理產業故事脈絡，還原政府投資邏輯，與耀眼的光環保持距離，從高亢的語境中果斷抽身……

逆光看合肥，或許更能讀懂“合肥模式”的要義。

圖為合肥海爾洗衣機柔性生產車間。受訪者供圖

海爾救活一條“休克魚”

合肥置縣逾2200年，雖素有“江淮首郡、吳楚要沖”之譽，但直到新中國成立，不過“五平方公里五萬人，五條馬路五盞燈”的格局。

1952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成立。史料記載，這個新晉省會城市僅有36戶工業企業，多是一些皮革廠、鐵匠鋪之類的小作坊。

兩年后，有56家上海私營及公私合營企業陸續內遷于此，通過合建、并入等方式組建24家工廠，播下了合肥現代工業發展的種子。

上世紀80年代，由內遷企業模型車間發展起來的合肥無線電二廠，因定點生產國家銀獎產品——黃山牌電視機而名噪一時。

1987年，這個靠組裝進口散件起家的電視機廠，全年營收3.4億元、純利潤4000多萬元，在全國企業500強中排名260多位。

圖為合肥海爾工人正在裝配洗衣機。受訪者供圖

“當時普通人才百把塊錢工資，他們組裝的日本18吋彩電，憑票買還得2500元呢！”今年46歲的合肥海爾洗衣機有限公司運營平臺長劉光璞，仍記得小時候家里剛換上彩電的情形。

同時，美菱、榮事達等本土品牌迅速崛起，合肥家電產業盛況空前，與青島、順德漸成鼎立之勢。

誰知好景不長。全國電視機廠遍地開花；長虹彩電發起價格戰，一舉擊敗洋品牌，國內市場硝煙四起。失去計劃經濟庇護的黃山牌彩電，與北京牡丹、上海凱歌等品牌一樣嚴重滯銷，體制積弊凸顯，效益急轉直下。

1994年，該廠累計虧損近3億元，淪為全市虧損最大的企業。時任市委書記親自掛帥幫扶工作組，還推出以委托經營為主的“精英救廠”和“金蟬脫殼”為名的破產重組。雖幾經波折，終難掩頹勢。

1997年底，已破產重整為黃山電子有限公司的原無線電二廠，被合肥市無償轉讓給海爾集團，僅要求接收2500多名在崗職工。之前3個月，海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宣布進軍“黑色家電”領域。

根據海爾張瑞敏激活“休克魚”的企業兼并理論，它恰好符合其“休克魚”的定義：硬件條件較好，因管理不善而深陷困境的企業。

一經注入海爾文化，這條“休克魚”迅速復活了：重組第一年，彩電產量從5萬臺猛增至40萬臺，海爾在黑色家電市場初露鋒芒。

同年，海爾激活“休克魚”系列實踐，首次入選哈佛大學商學院案例庫，張瑞敏成為首位登上哈佛講臺的中國企業家。

“但有些需要時間來消化的遺留問題，我們直到5年前才處理完。”親歷海爾“吃魚吐刺”過程后，劉光璞更加深知國企改革之艱難。

繼海爾之后，長虹、美的、格力、三洋、惠而浦等國內外家電巨頭紛紛搶灘合肥，行業洗牌加速——短短十幾年，本土知名品牌悉數易主，連號稱“合肥家電雙雄”的榮事達、美菱亦不例外。

值得玩味的是，合肥“家電之都”的地位竟得以鞏固。

2011年，合肥家電產業率先突破千億產值，成為國內最大的家電生產基地。家電“四大件”總產量，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一。

“這里區位優勢突出、產業配套強、物流成本低，輻射的華東區域在國內市場消費能力最強……”劉光璞的分析條理很清晰。

20年前，這位合肥一輕技校教師帶領學生參加海爾校招，因看好企業未來，竟被一起招走了。“回頭看，這一步走對了。”他說。

圖為京東方合肥10.5代線生產線（受訪者供圖）

銷聲匿跡的等離子“備胎”

京東方全稱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始建于1953年的北京電子管廠，系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

時至今日，合肥“砸鍋賣鐵”引進京東方的故事，一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雙方皆大歡喜的結局，又賦予外界更大的演繹空間。

2008年9月，地方財政收入僅160億元的合肥，承諾提供90億元資金，并給予土地價格、能源供應、貸款貼息等政策優惠，與京東方共同投資175億元，建設國內首條液晶面板6代線。

彼時連財力雄厚的深圳都舉棋不定，合肥為籌措資金被迫停建地鐵——如此“豪賭”這個“吸金獸”項目，招致眾多質疑與非議。

坊間傳聞，時任合肥市委書記力排眾議，悄然撤回或遭擱淺的項目報告，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由四套班子領導共同決策，最終敲定項目落戶新站試驗區（后升格為高新區，以下簡稱新站）。

“現金出資的30億元市里拿不出來，我們和新站各出了一半。”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建投）董事長李宏卓說，幸好京東方定向增發順利，兜底的60億元也不用掏了。

圖為京東方合肥10.5代線生產線（受訪者供圖）

自此，瀕臨退市的京東方大獲全勝，又相繼建成8.5代線、10.5代線，由飽受爭議的“燒錢機器”變成全球液晶面板巨頭。

據京東方合肥區域總經理李賓介紹，目前京東方在合肥的產業布局最完整，投資超過1000億元，擁有2萬多名員工、年產值400多億元……

早在2005年，合肥市確立“工業立市”戰略，決定將資源、政策、精力向工業集中，寄希望引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

這段時期，一場平板顯示器取代彩色顯像管（CRT）的技術替代風暴，徹底摧毀稱霸全球的國內CRT行業——占電視機總價值70%的平面顯示屏高度依賴進口，彩電廠商再次被技術卡住了“脖子”。

“那時候，廠商每年都組團去韓國買屏幕，趕上貨源緊張只得出高價。”新站高新區經貿局副局長范宏回憶。

2008年，國內平板彩電銷售量首次超過CRT彩電；全球金融危機重創國際液晶面板巨頭，催生了國內“四萬億”投資計劃。

這些喜憂參半的變化，卻為京東方從合肥破題鋪平道路。

“時機對了，什么都趕上了！”曾任京東方獨立董事的清華大學教授張百哲認為，合肥抓住了中國發展新型顯示產業的最好時機。

人們更多關注京東方的成功，卻忽視了等離子項目的失敗。

當年作為平板顯示兩大主流技術之一，中國大陸僅四川長虹擁有一條等離子面板生產線，根本無法滿足市場需求。

“當時整個行業都在爭論，液晶好還是等離子好。我們兩個都上了。”范宏2007年考取新站招商局編制，入職后就趕上這兩個項目。

2009年9月，新站斥資20億元引進日立等離子面板項目——安徽鑫昊等離子顯示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鑫昊）廠區破土動工。

作為大陸第二條等離子面板生產線，鑫昊背后頻現長虹隱秘的身影：從派駐技術經營團隊，到控股連年虧損的鑫昊，或可印證“由新站投資建廠，長虹負責運營管理并擇機回購”的雙方協議傳聞。

2014年3月，“等離子之父”日本松下終結一切等離子業務；11月，長虹轉讓首條等離子生產線全部股權，鑫昊自此再無公開消息。

日前，記者在合肥市產權交易中心官網，檢索到幾則鑫昊處理閑置工藝設備、儀器儀表的公告，最新成交日期為去年10月15日。公開數據顯示，新站仍持有鑫昊31.25%的股份，資產虧空早成定局。

失敗的鑫昊項目更像一個“備胎”，使孤注一擲“押寶”京東方的神話不攻自破。從產業前瞻角度分析，當年布局“兩條線”雖有閃失，仍不失為尊重市場邏輯的策略選項。

聯寶科技智能主板生產車間。（受訪者供圖）

“節外生枝”引來“千億企業”

2020年12月29日，當3000多臺筆記本電腦載滿最后一輛物流車，聯寶（合肥）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寶）全年營收突破1000億元——合肥首家“千億企業”宣告誕生。

追溯聯寶的緣起，亦與合肥海爾有關。2009年，遠在深圳的海爾供應商航嘉集團（以下簡稱航嘉），準備關閉業績不佳的合肥分公司。

合肥經開區領導竭力挽留，航嘉高層實地考察后一改初衷，竟追加投資10億元打造航嘉產業園，就近為海爾等家電廠商配套。

翌年，兼具國內最大PC電源制造商的航嘉，又引薦同為聯想重要配套商的合作伙伴——深圳一家電腦板卡巨頭落戶合肥。

囿于板卡市場飽和，后者決定投資20億元，建設年產千萬級筆記本電腦、系列板卡和液晶模組的合肥基地，向筆記本電腦代工廠轉型。

同年10月，它首次為聯想代工的安徽第一臺筆記本電腦問世。事后證明，除了當地“硬核”招商政策外，航嘉之前“變卦”或另有所圖——3年后，它與臺灣冠捷集團合資興建PC顯示器基地，為聯想、冠捷等品牌商代工，還推出了自有品牌PC顯示器。

早在10年前，京東方曾斥巨資控股這家全球PC顯示器巨頭。

有了顯示屏、板卡、機箱、電源……合肥依托供應鏈關系“順藤摸瓜”，向發力“自有生產+OEM”制造戰略的聯想集團伸出橄欖枝。

2011年9月，聯想攜手國際代工巨頭臺灣仁寶集團（以下簡稱仁寶）創建聯寶，首開PC品牌商與代工廠合資的先例。此舉與全球行業品牌、制造垂直分工的大趨勢相悖，當時并不被外界所看好。

15個月后，這個聯想全球最大的PC研發和制造基地投產。

聯寶科技主板生產自動化設備（受訪者供圖）

聯寶帶來遠不止一家工廠，而是串起一條電子信息產業鏈，還引入全球化的研發團隊和成熟的創新體系。

如今，全球每銷售8臺筆記本電腦，就有一臺來自聯寶。

聯寶政府事務部總監錢莉稱，盡管合肥市承諾給予專項激勵政策，但營收突破千億的關鍵，仍是高效的人機協同和柔性生產。

政府支持并不限于政策補貼和產業配套。合肥市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產投）董事長雍鳳山透露，“2018年，仁寶出讓其49%的全部股份，后來也由我們接盤了。”

在合肥高新區投資促進局副局長朱恩龍、半導體投資促進中心綜合處處長陶源等受訪官員看來，這些產業并非無中生有，而是有一定的資源稟賦，并且環環相扣。

“企業家關注投資機會，政府考慮扶持壯大產業，雙方想法也不盡相同。”朱恩龍補充說。

“無中生有”的故事固然激動人心，但“節外生枝”的突破更符合產業規律。合肥產業層次提升的過程，恰恰也說明了這個道理。

合肥晶合集成電路公司（受訪者供圖）

產業配套“缺憾”的秘密

合肥新型顯示產業異軍突起，加劇了“有屏無芯”的矛盾；聯寶等電子信息企業快速集聚，更激起地方政府打造“IC之都”的雄心。

“合肥很早行動起來，2013年出臺集成電路產業規劃，制訂招商路線圖，比《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還早一年。”陶源說。

2017年10月，歷時兩年、投資128億元的合肥晶合集成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晶合）12吋晶圓制造基地建成投產。

合肥晶合集成電路公司生產車間（受訪者供圖）

這座由合肥建投與臺灣力晶集團合資的晶圓代工廠，專注面板驅動芯片（以下簡稱驅動IC）研制。幾年前，力晶遭遇產能過剩危機重創，從動態存儲芯片（DRAM）大廠，成功轉型為全球十大芯片代工企業。

央視報道稱，2020年占全球出貨量20%的手機、14%的電視機和7%的筆記本電腦，采用的都是晶合驅動IC產品。

業內數據統計，我國驅動IC仍以進口為主。2019年，京東方驅動IC采購額為60億元，國產化率還不到5%，可見配套差距之大。

李賓認為，這主要受限于國內廠商的產能規模、品類和工藝等原因。

晶合卻并未受累于此，而是因應市場需求和本地產業優勢，鎖定“顯、像、微、電”四大特色工藝，將實現盈利、公司上市、產品多元化與二期開工達產，確立為今年全力主攻的“四大目標”。

在合肥，如此偏離預期的配套“缺憾”并不鮮見，卻詮釋了市場配置資源的要義：再完美的紙上談兵，也替代不了市場競爭。

劉光璞回憶說，海爾電視主要采用臺灣友達的屏幕，“當時京東方剛量產，還不是特別過關”。隨后，友達也在合肥投資建廠。

更有意思的是，打破國外大屏幕壟斷的京東方6代線，恰逢移動互聯網興起，剛量產就轉產需求更旺的車載和智能手機屏幕了。

去年聯寶曾求助合肥市政府協調京東方總部，希望優先供應500萬片以上筆記本電腦屏幕——由于京東方筆電產品線布局重慶，合肥工廠可供配套的高端屏幕，僅占其為聯寶供屏總量的5%左右。

聯寶投產后，內存條價格持續攀升，不斷擠壓產品利潤，成了合肥一塊“芯病”：韓國三星、海力士和美國美光三大廠商寡頭壟斷，占據全球DRAM市場95%的份額，“失火”“停電”都會造成供應緊張。

早日為聯寶“補芯”，便有了與晶合相同的邏輯可循。

雍鳳山回憶說，無論聯想引薦的日本團隊，還是主動來訪的韓國團隊，他們都只想要投資，不肯放棄技術控制，結果都沒有談成。

其間，合肥建投亦曾跨國并購安世半導體，斥資10億美元成為第一大股東。后來由于產業落不了地，只好變成財務投資來運作。

2016年，合肥產投與北京兆易創新公司合作，啟動安徽單體投資最大的產業項目——總投資1500億元的長鑫集成電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鑫）動態存儲芯片基地，填補國內DRAM制造空白。

2019年9月，長鑫12吋晶圓廠投產，10納米級8GB DDR4亮相；去年6月，采用其內存顆粒的大陸首款自主生產內存條上市。

“我們已投了500億元，填滿一期工廠需要885億元。”雍鳳山透露，目前產品良率接近90%，仍處于提高產能和良率的爬坡階段。

以晶合、長鑫為代表的集成電路產業，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已發展到近280家。這個投資強度大、回報周期長、技術專利化、競爭國際化的產業，能否逆風翻盤實現國產化替代，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集成電路行業就像下圍棋，需要多年技術積淀布局。直接做最頂端，下面就有一個補短板過程。”雍鳳山清醒地說。

競爭更意味著變化。近日全球存儲巨頭美光宣布，攜手聯想及聯寶成立聯合實驗室，加快DRAM創新技術在聯想產品設計中的應用。

蔚來合肥先進制造基地車身車間（受訪者供圖）

蔚來汽車本是“合肥造”

與當年“豪賭”京東方的傳奇不同，合肥這次出手相救蔚來汽車（以下簡稱蔚來），看起來更像一個挺身而出的“英雄”。

2019年蔚來虧損112億元，資金鏈幾近斷裂。連訂購的沖壓線設備，都賤賣給競爭對手了。公司創始人李斌四處融資，但肯援手者寥寥；上海、北京、湖州等地雖有意合作，卻也一波三折，有花無果。

直到去年4月，合肥建投聯手三級國資平臺70億元“接盤”，下注期待已久的新能源產業鏈，贏得蔚來中國總部落戶合肥。

來自地方政府背書的曙光，穿透了李斌的至暗時刻：繼美股市場融資15億美元，蔚來再獲國內6家銀行104億元綜合授信。

蔚來合肥先進制造基地擋風玻璃全自動涂膠（受訪者供圖）

蔚來美股股價從1.19美元飆至66.99美元，市值幾度超過奔馳、寶馬等傳統汽車巨頭，招致合肥政府乃“最牛風投機構”的熱議不斷。

其實，合肥并非從天而降的“英雄”。當地汽車產業龍頭、國內車型最全的江淮汽車（以下簡稱江淮），是蔚來唯一量產的代工廠。

因為相信李斌的PPT造車夢想，5年前江淮不惜投資23億元，為尚未獲得生產資質的蔚來，打造高端純電動乘用車智能工廠。

“如果蔚來倒了，合肥就失去了一個引進造車新勢力的機會，江淮的錢也白投了。”李宏卓說出合肥的遠慮與近憂。

李斌也曾直言，不管蔚來跟哪個地方合作，投資建廠產業才能落地，合肥產能還沒有完全釋放，這樣兩邊都吃不飽，效率也不高。

話雖如此，若非蔚來命懸一線，雙方各有增長及布局等考量。江淮作為安徽省屬老牌國企，2009年將純電動作為主攻方向，代工、合資和自有品牌雜糅，是當地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扛把子”。

蔚來落戶僅一個月，德國大眾汽車宣布斥資21億歐元，收購江淮母公司——江汽控股50%股份，增持江淮大眾股份至75%；重金入股合肥國軒高科，成為這家國內動力電池頭部企業第一大股東。

江淮大眾更名為大眾汽車（安徽）有限公司，計劃投資200億元以上，導入4到5款純電動車型，加速大眾全球電動出行戰略布局。

繼去年10億元產投基金跟投威馬汽車，合肥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今年再押一注，計劃再拿出20億元入股零跑汽車。

蔚來合肥先進制造基地總裝車間（受訪者供圖）

由于產投基金禁止投資外埠企業，合肥興泰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興泰資本）按照重大招引的落地項目，“一事一議”集體決策，終于趕在威馬汽車登陸科創板前完成股權投資。

“如果按部就班，一點責任不承擔，科創板關門也趕不上！”興泰資本總經理張虹深有感觸。

今年3月27日，江淮與蔚來按照51：49的股比，簽約成立江來先進制造技術（安徽）有限公司。這種由代工變合資的深度綁定，可以緩解雙方品牌“短兵相接”、競爭與合作邊界模糊的尷尬難題。

就在簽約前一天，因汽車芯片短缺蔚來宣布停產5天，股價一度跌超8%。這場殃及全球各大車企的“缺芯潮”，再次凸顯集成電路產業的戰略地位，以及產業層次提升帶來的產業融合與共同進化。

與家電、電腦、汽車等最終產品有別，面板、芯片、智能語音等中間產品或技術，雖始于產品升級配套需求，因高新技術嵌入全球產業鏈中，一旦成功有望變成支柱產業。

圖為合肥航嘉產業園區正門（受訪者供圖）

再硬核故事也不止一個面向

與資本招商的產業龍頭不同，科大訊飛、國盾量子、本源量子等科技獨角獸公司，多源于中國科技大學等在合肥高校院所的知本賦能。

從被譽為“人造太陽”的大科學裝置，到問鼎量子計算的“九章”原型機，再到領跑智能語音產業的“中國聲谷”，這座高含金量的“國家科學中心城市”，呈現出獨特的科技能級和產業視野。

安徽創新館服務管理中心主任陳林認為，作為創新源頭的基礎研究不僅引擎作用巨大，還給這座城市帶來冷靜思考的能力與氛圍。

2020年，合肥GDP一舉突破萬億大關，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規上工業比重達51.6%，成為創新引領發展的“當家產業”。

當年投資京東方6代線，合肥國資平臺一共凈賺10億元，打通了放大國有資本、激活政府信用的產業投資通道：對項目公司股權投資，再裝入上市公司，擇機從二級市場退出，再重新篩選新項目。

“最經典的投資案例，是運用股權、債權、定增等方式，參與合肥、北京等地京東方8.5代線項目。我們一共投資210億元，也賺了210億元，其中40億元為浮盈。”李宏卓說起來不無自豪。

截至去年9月底，合肥建投資產總額達4662億元，凈資產1812億元，位居全國城投公司百強榜第四名。李宏卓說，累計產業投資840億元，退出項目凈收益接近300億元。

如果只看到逆向投資、趨勢策略等一系列“神操作”，忽略國有資本投資劣后的“真問題”，很容易得出“裸奔”“豪賭”之類的結論，好像合肥一直都在玩勇敢者的游戲。

事實并非如此。當年引進京東方，合肥也做過最壞的打算：萬一項目失敗，由合肥市工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工投）破產背鍋，“破工投保建投”控制風險。

作為當時全市唯一優質的國資平臺，“合肥建投根本破不起”。

“直到2014年底京東方股票賺錢了，這才把放在我們賬上的35億元債務劃走。”時任合肥工投黨委書記、總經理的雍鳳山回憶道。

由合肥工投為主組建的合肥產投，如今凈資產已達258億元，對于千億級規模的長鑫項目來說，其挑戰遠非背水一戰所能形容。

盡管合肥風投傳奇一再刷爆朋友圈，但與鑫昊同樣“爛尾”的龍頭項目并非孤例。畢竟，再硬核的故事也不止一個面向。

2007年8月，既不靠江也不靠海的合肥，引進江蘇船企熔盛重工集團投資46億元，打造全國最大的低速船舶柴油機生產基地。

為了解決重達上千噸的產品外運出路，合肥市耗資12億元“改天換地”，改造由市內派河到長江132公里的航道，“變不可能為可能”。

2012年前后，全球航運市場萎縮，熔盛系企業連環債務暴雷。這個曾風光無兩的省市重點項目，幾年后被合肥媒體以《熔安動力欠債數億成“老賴”巨頭》為題，報道其資不抵債、官司纏身的結局。

2013年秋，江西賽維投資25億元的太陽能電池及組件項目——合肥賽維1600兆瓦光伏產業基地，經過218輪舉牌競拍，被通威集團8.7億元收入囊中。幾經輾轉，終于躲過了破產倒閉之劫。

從最初公告擬2500萬元出售，到半年之內兩度拍賣轉手，這個時稱全球單體投資最大的太陽能電池項目，幸好被收購方起死回生，但政府墊資代建等巨額經濟損失，則很難挽回了。

同年，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團（以下簡稱未名集團）宣稱投資200億元，按照“委托建設、整體回購、分期付款”的模式，與合肥巢湖經濟開發區（以下簡稱巢湖）共建半湯生物經濟實驗區。

2019年，巢湖將未名集團安徽子公司告上法庭，訴稱對方未按期投產，更未履行每年至少上繳7960萬元稅金的承諾，甚至連一分錢稅都未繳納，要求償付6.7億元基礎工程代建成本及利息等資產價款。

至于雙方“蜜月期”高調宣稱，2020年產值達到千億、利稅兩百億的目標，早已是一地雞毛了。

圖為合肥航嘉產業園區SMT車間（受訪者供圖）

越熱炒時越需要理性

合肥產業逆襲的致勝之道，剔除諸多難以復制的機遇外，還在于順應全球產業和技術變革的站位、“拿得起，放得下”的國有資本招商格局，以及“用心培土，靜待花開”的創新發展定力。

近年來，隨著金融資管、證券減持新規相繼出臺，投資融資成本升高，資本退出周期延長，一些既有項目運作方式失去可復制性。

如今在合肥，動輒投資幾十、上百億元的戰新產業項目，不乏一些高估值的熱門概念，市值波動風險大，投資難度顯著增加。

以合肥建投、合肥產投和興泰控股為主的三大國資“推手”，借助產業基金、PE基金等形式，促進區域產業融合和社會資本集聚，加快自身專業化、市場化轉型發展步伐。

對于外界迷人且不乏附會的“造神”敘事，李宏卓越聽越不安：“外面炒得很熱時，我們自己更需要理性，千萬不能跟著浮躁起哄。”

他不贊成個別自媒體為了吸引眼球過度簡化過程、放大細節，對于“最牛風投城市”的網紅標簽不以為然。

“有的官員喜歡這樣說，無非想證明看得更準、更有水平！”李宏卓頗為憂慮地說，“一旦誤導公眾形成共識，可就麻煩了。”

早在十多年前，合肥決策者就深刻認識到，合肥產業發展主要依靠市場化、社會化推動，龍頭企業帶動和上下游產業聯動。

剛剛調任黃山市委書記的原合肥市市長凌云，在闡釋“芯屏器合” “集終生智”的產業布局時，曾將“合肥模式”解讀為找準產業方向，尊重產業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與市場兩只手的作用。

“在產業培育階段政府會雪中送炭，企業最終還要靠市場自主發展。”對于政府主導產業發展經濟，如何與市場有效分工的疑慮，雍鳳山向記者解釋說。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逆光看合肥，政府的作為不是取代市場，而是保證市場更加有效。如何尊重市場規律和產業邏輯，合肥的生動實踐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