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山東文藝出版社曾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夜潮》，作者是當時在青島社會科學院工作的梁修。這部長篇小說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青島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抗日斗爭生活，顯然包含著作者梁修及其家人的生活經歷。我岳母機緣巧合，曾經有一段時間與梁修及其家人有過密切的關系，從而成為“夜潮”中的一朵小浪花。
我岳母出生于1919年，她年輕時跟著她的二哥、三哥，從安丘農村來到青島成為青島冀魯針廠的一名工人。抗日戰爭爆發后，岳母和岳父一起曾跟隨針廠輾轉香港、上海，后因上海淪陷，生計艱難，1943年我岳父先回到青島投奔親戚，岳母隨后也回到青島與我岳父團聚。就在回青島的船上，她認識了梁修的姐姐梁青。
岳母作為一個窮工人，當時買了一張統艙船票坐統艙。在甲板的船舷旁，她看到一個坐三等艙的穿著時髦的小姐頻頻地打量她。那時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是小心的，是充滿疑慮和戒備的，岳母作為一個沒見過大世面、沒有文化的窮女工在那位小姐的頻頻打量下很有些局促不安。那位小姐很快就坦誠、熱情地和我岳母攀談起來，并介紹了自己的姓名，說她家也住青島，孤身一人從上海回青島探親，因旅途寂寞、孤單，很想與她認識，結伴同行。那時我岳母還年輕開朗，非常高興能和梁青認識，并且很快就相熟了。當梁青知道我岳母回到青島后尚無住處，執意讓我岳母和岳父一起住到她家的一間閑房里，并聲稱不要房租。我岳母意外地高興，當然就同意了。
梁青家住一幢二層小樓房，座落在東光路上。那幢小樓房外墻皮有不少脫落之處，門窗也有些破損，像年久失修的樣子，在樓房鱗次櫛比的居民區絕不會引人注目。這樓房的主人是梁青的母親梁太太。她有六個子女，梁青是她的二女兒，在上海工作。這次回青島是看望她母親，很快又要回上海。家中還有梁太太的一個小女兒叫梁音，也就是后來的《夜潮》的作者梁修。不過當時她正在上學讀書。梁太太的其他子女都不在身邊，我岳父母也很快住到這個二層小樓的底層的一間閑房里，和梁太太及其小女兒梁音住在一起。
梁太太這里盡管住的人不多，但她家里總是人來客往不斷，并且來去都是匆匆忙忙的，來的人往往直接就到二樓上去，有時半天不下來，顯些是商量什么重要事情。梁太太當時有五十多歲，硬朗、爽快而又善良，總是熱情周到地招呼著來來往往的人，從無懈怠。來客如果到二樓上去時，她總是坐在一樓院子的鐵門門口，警惕地觀察著外面的情況。當時，我岳父母也在這里住下后，我岳父在外頭做工，經常不回家，我岳母在家干點零碎手工活，有機會就幫著梁太太招呼客人，也幫梁太太料理家務。盡管我岳母意識到些什么，但是她從來不多說話，也從來不打聽這些客人從哪里來的，是干什么的。原來這里是青島地下共產黨組織的一個機關所在地，梁太太的二女兒梁青就在上海的地下共產黨組織機關工作，和這里有著密切的聯系。梁太太在這里還曾收養過一個小男孩。我岳父母到這里兩年后，1945年1月，我的愛人就在這里出生了。梁太太收養的小男孩還吃過我岳母的奶，后來知道這個小男孩是一對革命烈士的遺孤。
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一個夏天的晚上，地下黨的同志正聚集在二樓上開會，日本的憲兵隊突然來了，“嗵嗵”砸著院子里大鐵門。梁太太和我岳母正坐在樓下院子里拉家常，聽到敵人大呼小叫地砸門，梁太太一面大聲喊著“來了，來了。”，一面拼命地用一條長凳抵著門。這時，我岳母有些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才好。日本憲兵隊的人終于砸開門，一扇門倒下砸在梁太太的腿上。有一個拿長槍的家伙，還朝著梁太太的腿上狠狠地搗了一槍托。岳母這時已鎮靜下來，放下懷中抱著哇哇大哭的孩子，拼命掀開壓在梁太太腿上的門扇，扶起梁太太送到屋里，并沉著地應付著日本憲兵的盤問。這時，地下黨的同志早已順著二樓后面的陽臺轉移走了，敵人什么也沒有得到，總算有驚無險。這事情發生不久，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梁太太一家就搬走了，我岳父母自然也另找住處。從此，時移世易，人海茫茫，我岳父母和梁太太一家音訊不通，失去聯系。
真是無巧不成書，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我偶爾認識了《夜潮》的作者梁修，和她聊起我岳母當年的那段經歷。她喜出望外，說她就是當年梁太太的小女兒梁音，梁太太這時已經94歲高齡了，仍健在。我當然也很高興，不幾日就陪同我岳母到梁修家看望梁太太。相隔近40年，相見自然感嘆唏噓，悲喜交集。梁太太仍和她的小女兒梁修（梁音）住在一起，仍然住在一幢破舊的二層樓房里。只不過是住在二樓的一個單元房里，梁修已有了一個女兒，已長大成人參加工作了。梁太太的二女兒梁青和他的丈夫朱開印在國家的駐外使館工作，難得回來一次。梁太太腿上的殘疾已導致她癱瘓在床，不過仍然精神飽滿，頭腦清楚，對往事記憶猶新。
就在我岳母看望梁太太不久，梁修的《夜潮》就出版了。過去的事情盡管永遠過去了，但卻長久地留存在人們的記憶里，留存在我們的心上。岳母年輕時的那段經歷作為“夜潮”中的一朵小浪花，盡管已消失在歷史的風塵中，但這朵小浪花也曾以它的斑斕色彩映照過時代的光芒。
文/陳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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