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經常說，人死如燈滅，如他所言，爺爺像一座山一樣倒下了，就再也沒有起來。記得那是1985年 ，我在金口中學讀初三，那一年的冬天特別冷。
我的老家位于即墨東北角一個叫做鳳凰的古村，三面環(huán)山，東面瀕海，距離金口古港二里路，一條小河自西向東從村子中間流過，山清水秀，人杰地靈。爺爺有兩個名字，老家的人叫他房宗華，外面的人叫他房岳西，以至于爺爺離休以后，有外面的同志來村里打聽房岳西，我竟然回答不知道。爺爺告訴我，岳西本來是他的字，參加工作以后就成了他的名字。
爺爺生于1908年，那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年代，內憂外患，風雨飄搖。我的曾祖可久公在大地主李葆初的莊園里當賬房先生，老來得子，喜出望外，所以聘請了最好的塾師來教育這個唯一的公子。爺爺成年以后，曾經在威海海關和壽光海關任職，因為時局動蕩，于1934年返回老家，教書育人，回饋鄉(xiāng)梓。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了祖國的大好河山，膠東半島上狼煙四起，金口村西頭山坡上修筑了日軍的“炮樓”，上面飄著“膏藥旗”。國難當頭，爺爺滿懷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救國救民之心，很快就接受了進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教師身份作為掩護，積極為膠東抗日武裝傳遞情報，運送物資，冒著生命危險開展抗戰(zhàn)統戰(zhàn)工作。為了更好地支持抗戰(zhàn)，爺爺毀家紓難，變賣了家里的土地和房產，為此遭到村民和家人的誤解，他們不知道爺爺把這些錢花到了哪里。后來奶奶告訴我，她知道爺爺和他的伙伴們干的是大事，“你爺爺當年是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做事情啊。”多少年過去了，奶奶說起那些事，臉上還是掩不住驚恐的表情。“他平常很少回家，偶爾夜半三更敲門，也是匆匆拿些東西就走了。有一次你爺爺前腳剛走，鬼子漢奸就來家里抓人，把家里翻得底朝天，最后一無所獲才撂下狠話灰溜溜地走了……”
金口地處即墨、萊陽、海陽三縣交界，有“雞鳴三縣”之稱，抗戰(zhàn)期間，日偽軍以及國民黨地方勢力錯綜復雜，斗爭形勢極其嚴峻。為了工作需要，那一段時間爺爺的身份不斷變換：在金口街上的南貨鋪里，他是柜面上的伙計；在海陽行村的大集上，他是采買海貨的老板；在煙臺福山，爺爺又加入了當地的京戲班子。由于爺爺交際廣，朋友多，為他開展統戰(zhàn)工作提供了方便條件，在各行各業(yè)發(fā)展了好多內線，這樣就能夠為抗日武裝提供更多的情報。
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膠東軍區(qū)在海陽縣正式成立，許世友司令員領導膠東軍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掃蕩”斗爭，八路軍發(fā)動民兵和群眾，在全境開展的地雷戰(zhàn)，炸得日軍丟盔棄甲，節(jié)節(jié)敗退。激烈的戰(zhàn)斗對地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青紗帳里、蘆葦蕩里，運送物資，轉移傷員，到處都有爺爺和伙伴們的身影。也就是在那里，爺爺見到了威震敵膽的許世友將軍，還和當地的民兵英雄趙守福成了朋友。后來爺爺經常給我們講“地雷大王”趙守福的故事：有一天，趙守福趁著夜色潛至日軍據點外，埋下三顆地雷，并插上一塊木牌，上面寫著“小鬼子，不要動。”地雷的引線就掛在木牌上，天亮后，看見木牌的幾個日本兵很惱火，沖著木牌踢了過去，“轟隆”一聲巨響，日本兵上了西天。
解放以后，百廢待興，爺爺以極大的熱忱投入了新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他先后在金口小學、即東中學任職，后來又輾轉鰲山衛(wèi)、王村、豐城（這些地方統稱島里）等地從事教育工作，足跡遍布即墨東鄉(xiāng)，桃李滿天下，一直到1960年調到即墨縣政協工作。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中華民族更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民族。每當外敵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總有一些民族的脊梁挺身而出，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畏犧牲，不懼艱險，拋頭顱灑熱血，捍衛(wèi)了中華民族的尊嚴，譜寫了新中國的壯麗華章。我想，這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
文/房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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