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深圳20多天了，每天都帶著發現和探索的眼睛深入到這個城市的角角落落，而越走進深圳，越覺得不虛此行。這是一個自由奔放、包容有愛、充滿活力的城市，但是又處處感覺到一種“約束”的存在，也正是這種“約束”，讓這個城市秩序井然，并蓬勃發展。
這種“約束”就是法治！
1987年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率先出臺《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任正非據此注冊成立公司，華為由此誕生，傳奇拉開帷幕。對于這份規章的出臺，曾有人這樣感嘆：“正是這種超前的法治思維，為深圳的營商環境涂抹出了最初的底色。”
而隨著時光的演進，法治化已成為深圳城市發展的鮮明基因。截至2019年年底，深圳已經初步形成了與國家法律體系相配套、與國際慣例相接軌、與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法規制度框架。
深圳法治化道路，在突破壁壘、強化約束的同時，有力地釋放出每一個市場主體、每一個人的潛能，讓深圳這座城市在改革開放的發展大潮中越來越有底氣！
法治催生廉潔高效政府
深圳與國內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用法治的手段‘捆住政府的手’。在深圳，凡屬重大改革事項或重大決策都要于法有據，必須經過法律這一關。
2018年10月，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發布《法治政府藍皮書：中國法治政府評估報告》，在評估的100個地級以上市政府中，深圳以總分790.13分榮登榜首，比全國平均分高出135.79分，盡顯法治政府建設“優等生”的地位。
“我從1989年當仲裁員到今天，沒有聽過深圳市有哪位領導來影響案子裁決的。對我來說，是非常獨立的。”深圳國際仲裁院理事、香港執業資深大律師梁定邦曾經這樣說。
法治精神和理念已經潛移默化為深圳公職人員尤其是領導干部的共同認知和工作習慣，無所不在地直接影響到每一項政策的出臺和每一件具體行政作為。
法治孕育現代城市文明
深圳是一個文明程度很高的城市，這和深圳人的素養水平分不開，但是我感覺根本原因還是來源于法律的約束。
“您好，上車請系好安全帶，后排的乘客也請系上。”在深圳打車，無論是出租車還是網約車，上車后司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叮囑乘客系好安全帶，特別是叮囑后排的乘客。這個繁瑣的要求為什么在深圳能做到全民遵守？因為根據《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干道行駛，機動車駕駛人和乘車人未按規定使用安全帶的，處五百元罰款。”
人車爭行一直都是城市管理的難題，但是在深圳車輛禮讓行人也已經成為習慣。不管是不是綠燈，只要有行人穿過，車輛都會緩緩停下，靜待行人通過，這是素養，更是對法律的敬畏。在深圳，如果沒有主動減速禮讓行人，將會受到罰款500元記3分的嚴厲處罰。
2020年9月1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開始實施，宣告深圳垃圾分類進入法治強制時代。《條例》的實施，不僅是用法治鞏固深圳既有的綠色發展成果，也是以法治的強制力，督促廣大市民養成垃圾分類良好生活習慣，全面提升深圳生態文明建設水平。
深圳的養犬管理也正逐步走上法治道路。深圳有近22萬只犬，在為養犬人提供便利服務的同時，在小區、廣場、公園等公共區域遛狗不牽繩、犬只隨地便溺等不文明養犬行為也將會受到查處。
法治打造最佳營商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政策公開透明、公平穩定、可預期，是很多國內外投資者最為看重的營商環境。深圳用最生動的法治建設實踐，印證著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論斷。
深圳把創新驅動作為城市發展的主導戰略，由此培育出了華為、中興、大疆等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成為全國創新發展的一面旗幟。如今，深圳擁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超萬家，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全國領先，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居全國第二，數字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
這些成就的背后，都離不開立法的保障與驅動。深圳先后制定了《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條例》、《技術秘密保護條例》、《創業投資條例》、《技術轉移條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若干規定》、《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等多部法規，為自主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
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說過一段讓人印象深刻的話：“深圳有著良好的法治化、市場化環境，為華為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支撐。在很多深圳企業家眼里，法治化和市場化已內化為深圳最顯著的城市特色，是他們選擇深圳、扎根深圳、獲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學深圳、趕深圳”，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堅持深化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法治化程度是衡量一個地方是否具備充分的市場經濟環境最主要的指標。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必須用法治來維護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打造最優發展環境。我們期待，青島也能在法治化的引領下，大刀闊斧改革，一路高歌前行！
三組 陸兆綱 八組 趙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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